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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
。
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
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明崇祯五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
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
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
到了崇祯十六年，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
，终于又不了了之。
直到建奴麻子年间，经徽商多方运作，建奴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之争”
，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
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崇祯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
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
第二年5月，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
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
惨剧，民众死80万。
扬州城中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建奴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
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
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仅盐课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食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
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
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
可毕竟远离故土，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民风商俗差异太大，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
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
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
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与建奴激战三年，战火所及，生灵涂炭，川中人口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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