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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公孙弘之手传播出奏疏之后,皇帝立刻召集了心腹的文士,通读了帛书后秣马厉兵,预备着替汲大夫发声著述,与朝野非议新学的士人决一死战。
原因也极为现成:汲公敦厚君子,不善言辞,自然要他们这些拥趸代贤哲立言,捍卫新学的名誉。
孔子的《论语》不也是弟子们所搜集整理的么?我们这些文士收集汲公的论述,敷衍成文,正是效仿先圣的举止!
果不其然,在奏疏传颂数日之后,京城中立刻有了反对的声浪——新学提倡“日用即道”
、提倡“实学”
,无疑是刨了诸位皓首穷经博学大儒的老巢,自然是要拼死反击;但文士们磨刀霍霍,尚未与反对派短兵相接,长安城中的贤良文学博士大儒先就吵成了一团,除书信互喷彼此嘴炮之外,乃至于有线下对峙,靠拳头短剑物理辩经。
原因倒也不甚稀奇——除数十位位博学鸿儒之外,寻常求学读经的士人,谁特么想背那些一个标题就能注释几万字的经传?
若仅仅是复杂冗长也便罢了。
这经传注释往往还是博学大儒的家传秘学,必得拜入师门亲聆教诲,才能领悟所谓圣人的“微言大义”
;拜师艰难尚在其次,但一入师门后终身被师徒之义辖制,便等于永远成了大儒们在朝堂上布的暗子,再难得自由。
换言之,传统的经术取士基本就是个批量制造垄断学阀的机制。
眼下军功世侯势力鼎盛,以经术左右朝局的大儒们还不敢妄为,但学阀盘根错节,也足够寻常士人大吃苦头。
而今好容易有了足以反击经术的武器,怎么能不拼死捍卫?
于是乎上下各怀心思,奏疏流传后不到一月之内,长安内外立时便乱成了一锅粥,仅仅太学一地,每日便有五经博士闲暇之余激情对线,手口并用,声震四邻,乃至于惊动过好几次京兆尹。
至元朔元年的十二月,皇帝看热闹不嫌事大,索性命东方朔率文士加入战团,参照时下的思潮,应势制导,稍作修订,推出了数篇追随汲公奏疏的重磅文章。
正所谓行家出手,方知有无。
预备已久的文士们根本不屑与大儒做口舌之争,一上来便正本清源:汲公的奏疏并非标新立异的妄想,而实在是绍述圣人的大作,每一字每一句都蕴含着圣人的微言大义。
奏疏之中,所谓“百姓日用即道”
者,源自《周易》系辞:“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所谓“人人皆为圣贤者”
源自《孟子》“人皆可为尧舜”
。
哪一句不是圣人的原话?那一句不是圣贤的妙论?
简而言之,汲公绝非妄论,而是代圣人立言,代老祖宗立言;反对汲公便是反对圣人。
你们这些大儒再如何博学,还能有老祖宗聪明?!
要知道,历朝历代儒学之中,汉儒是公认的“义理粗疏”
,虽然注释的经传成篇累牍,但与原著大抵毫不相干,充其量只能算疯批同人大手子的OOC大作;唐儒宋儒明儒等好歹还只敢在圣人著述中夹带私货,汉儒就基本是毫无原文、满篇私货,只偶尔在洗脑包中夹几个孔子周公溜一溜缝。
以诸位大儒的作风,恐怕起孔子于地下,都未必能辨认出汉儒为自己著述的那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春秋》注解!
正因如此,东方朔等考据严格、逻辑清晰的文章一出,便立刻有了降维打击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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