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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中看出了这支球队松散的纪律，他们已经被浮夸的时尚分散了注意力。
我跟球队管理员诺曼·戴维斯说了自己的想法。
事后证明我是正确的，坎通纳在比赛结束哨声响起前几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的时间更早，在1985年9月，阿伯丁队在伊布罗克斯公园球场对阵流浪者队。
上半场，对方就有2名球员被罚下场了，对方总想着仗势欺人，其球员也已经失去理智，场面一片混乱。
在下半场比赛期间，我们不得不在更衣室躲一阵子，而警察们则在球场上驱逐狂热的球迷。
这便是我们的对手自己走向毁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一直感觉我们取得的骄人成绩无非是对纪律的坚持践行。
很多时候，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不得意忘形、不挑战不可能以及不冒风险，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一月份翻看本赛季的赛程表，不只是曼联队的，还包括我们的主要对手。
同时还会计算每支球队能够获得的分数。
我从不追求大比分获胜，而事实也证明了1∶0这种不够风光的比分是多么重要。
在这些比赛中，我们追求密集型中场，而不是追求得分。
其中有一场比赛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2007年3月，我们在米德尔斯堡待了3个月，其间我们从赫尔辛堡租来了瑞典射手亨里克·拉尔森（HenrikLarsson），对于他我不能有太多的要求。
但是面对压力，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进攻，退回到中场协助防守，只是为了得到那个理想的比分。
当比赛结束，亨里克出现在更衣室时，全体球员和工作人员都对他报以掌声，因为他在自己不熟悉的位置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赛季末，尽管他未满足当时打满10场才能获得奖牌这一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专门为他申请了一块英超冠军奖牌。
工作效率
我的父母工作很忙。
我父亲在格拉斯哥的一家船厂工作，而我母亲先是在一家电缆厂工作，然后去了飞机配件厂。
我父亲是个硬汉，他可以一周工作60个小时，简直是一个冰冷而又可怕的存在。
格拉斯哥的纬度跟莫斯科一样，因此克莱德河冬季的船厂环境堪称残酷。
他通常每年休息两周。
在1955年，他每周会工作64个小时，赚7到15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89英镑）。
1979年，他得癌症去世了，此后我母亲开始做清洁工。
我父母对工作的痴迷也许正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标准更是无稽之谈，也几乎没有什么健康福利，也不存在以可怜的证据进行可笑的索赔的律师业。
我甚至不知道我父母有闲下来的时候。
暑假里我们经常乘车去索尔特科茨（Saltcoats），我和弟弟会在那里踢足球、下棋。
由于我的父母都是工作狂，因此冥冥中我也认为工作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这一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
我是一个根本闲不下来的人，同时我也对那些不肯付出时间而浪费天赋的人感到懊恼。
当你全力付出时，尤其是当付出带来回报时，你会感到非常满足。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结婚那天，和我第一个儿子出生那天都去球场参加了比赛。
事实上，在曼联执教的1500场比赛中，我仅仅错过了3场——第一次是1998年，因为我弟弟的妻子去世了，我去格拉斯哥陪他；第二次是2000年，我的大儿子在南非结婚；第三次则是在2010年，我去看大卫·德赫亚（DaviddeGea）的比赛。
我在圣米伦和阿伯丁执教时，总是尽可能多地去观看比赛。
我经常会跟阿伯丁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一起去看。
诺克斯的父母是农民，他在邓迪城外的一个农场长大，因此他的工作时间跟农民很像，并且与我的工作理念不谋而合。
我们两个经常一起去看球，如果是去格拉斯哥，那么去的路上他开车我睡觉，回来的路上则轮到我开车，他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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