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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意也。
（前文已引。
）
盖晋之杜预以儒者而有巧思，其所创制颇多，见晋书叁肆杜预传，兹不具述，惟其中请建河桥于富平津一事尤与西晋首都洛阳之交通繁盛有关，甚为晋武帝赞赏。
魏孝文之令李冲葬近杜预冢非仅有取于预遗令俭约之旨，亦实以冲之巧思有类乎预，故以此二人相比方也。
洛阳伽蓝记叁其叙城南略云：
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伊洛鲤鲂，贵于牛羊。
」
据此，北魏洛阳城伊洛水旁乃市场繁盛之区，其所以置市于城南者，殆由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此非全出假想也，请更证之以魏书柒玖成淹传，（北史肆陆成淹传同。
）其传文略云：
成淹，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
祖升家于北海，父洪名犯显祖庙讳，仕刘义隆为抚军府中兵参军。
刘彧以为员外郎，假龙骧将军领军主，令援东阳历城，皇兴中降慕容白曜，赴阙授著作郎。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萧赜遣裴昭明、谢竣等来吊，欲以朝服行事，执志不移，高祖勅尚书李冲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淹。
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淹以状对，高祖诏冲曰：「我所用得人。
」赐淹果食。
高祖幸徐州，勅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檝，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勅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
」勅赐骅骝马一匹、衣冠一袭。
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
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
据此，得知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
夫迁都既有经济原因，则建置新都之宫阙市场，更不能不就经济观点加以考虑。
洛阳之地，本西晋首都旧址，加以扩充，则城南伊洛二川之傍水道运输颇为便利，设置市场，乃最适宜之地。
又成淹以南朝降人而受孝文帝之知赏，固由李冲之荐引，亦因淹本籍青州，习于水道运输，观其请建浮航及孝文令其主舟檝并知左右都水事等，可以推知。
盖与蒋少游之隶籍青州（乐安博昌），故孝文修船乘，任之为都水使者，其事相类也。
（见前引魏书蒋少游传。
）但此经济政策其最高主动者虽为孝文帝本身，然洛都营建，李冲实司其事，故一反传统面朝背市之制，而置市场于城南者，当出于李冲之规划。
盖李冲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设之人，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
此寅恪所以言与其就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以为解释，无宁归功于河西系汉族李冲之实行性，较易可通也。
至于关系李冲河西家世一点，姑就假想试为略论，聊备一说而已，殊不可视作定论也。
李冲为西凉李暠之曾孙，其对于凉州之亲故乡里，尤所笃爱，至以此获讥于世。
前引李冲传文以论河西文化节中已言之，兹不复详。
故由史文推证，可知冲乃一保存乡里土风国粹（西凉国也）之人物无疑也。
今据一二简略史文推测，似凉州都邑颇有宫在城北而市在城南之状况，如晋书壹贰贰吕纂载记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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