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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直到最后，通过确定自然博物馆隔壁的酒精储存并不构成火灾隐患，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洛克年事已高，但见多识广。
贝尔宣布即将访问这位75岁的现代预言家。
贝尔在1911年5月写道，他迫切地想听到洛克对于他长期思考的问题的看法。
这些问题也是洛克长期花费精力所研究的。
莫兰特在去国家保险部（NationalInsurance）任职之前，送给博物馆最后的礼物就是给科学博物馆任命了新的管理者。
作为馆长，他选择了一位苏格兰物理专家。
这位专家是爱丁堡科学与艺术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弗朗西斯·格兰特·奥格尔维（FrantOgilvie），他同时也是贝尔委员会的秘书，并且在和洛克的谈判中，他是一位中间协调者。
[82]同时，莫兰特还任命皇家工程院（theRoyalEngineers）的亨利·里昂（HenryLyons）为咨询委员会的秘书，兼任博物馆的副馆长。
这个位子使里昂后来顺利升任馆长一职。
里昂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以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确立了洛克遗产的地位以及这些遗产在科学博物馆中的持久性作用。
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四年里，作为在埃及工作的一名年轻测量员，里昂被借调去和洛克密切合作。
天文学家已经研究出一种理论，即埃及寺庙的校准具有天文意义。
因此，他们的宗教是建立在细致天文观测的基础上的。
20世纪20年代，这个理论似乎已被推翻，里昂与这个理论也保持距离。
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他却频繁地报道关于“他们”
项目的进展。
[83]洛克1894年出版的书籍《天文学的黎明：一项关于朝拜殿和古埃及神话的研究》（TheDawnofAstronomy：AStudyoftheTemple-worshipandMythologyoftheaians）就是他们研究的结果。
1906年，通过洛克的推举，里昂荣获皇家学会的奖学金。
在致谢信里，未来的科学博物馆馆长——里昂，仍谦虚地表示自己对于科学的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他强调他有一些欠他的导师的私人债务。
[84]
新独立出来的科学博物馆在刚开始阶段发展得并不顺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土建部分就已经开始动工，直到战争结束时建筑物的外壳才完工。
然而，战后经济衰退，政府将视线转向经济发展，科学博物馆此时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来之不易的博物馆建筑可能将被征用做其他用途。
幸运的是，这样的行为被阻止了。
自由党和劳动党1924年联盟执政，此时教育部的新大臣是附属于劳动部的查尔斯·特里维廉，他是自由党的党员，并且被任命为贝尔委员会的副主席。
特里维廉坚持认为科学博物馆的项目应该继续进行。
[85]两年后，新的保守党政府再次考虑重新建设这个建筑。
1928年，科学博物馆的东楼终于开放了。
也就是1876年特别租赁展展览后的近五十年，这个租赁展项目一直由洛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以及洛克的门生亨利·里昂馆长管理。
（图1-7）
图1-7麦考特和贝的复制品
注：麦考特和贝是用于天文计时的古埃及仪器（真品在柏林的皇家博物馆）。
麦考特是由一个带着铅垂线的棒组成，用于测量恒星位移；贝是一个叉形棒，用于校准。
这是从亨利·里昂爵士那里得来的，是亨利爵士在古埃及测量方面的遗留物。
亨利爵士在古埃及测量方面的兴趣是被诺曼·洛克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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