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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托管理委员会转变的运动开始于1976年詹姆斯·卡拉汉（JamesCallagham）工党政府被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有偿贷款。
尽管处于扩张阶段且参观人数激增，科学博物馆还是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对公共部门经费不加选择地大幅度削减是贷款的条件。
非正式的官方意见承认受托式的博物馆比部门式的博物馆更擅长吸引公众。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受托式的博物馆有明显的好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定条件引起了公务系统的大幅削减。
科学博物馆被迫减少了百分之十一的员工，但受托式的博物馆可以选择增加额外的收入，或者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
然而，玛格丽特·韦斯顿作为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成员和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反对科学博物馆从由政府部门控制转变为由受托管理委员会控制。
虽然博物馆和艺术馆常务委员会持相反观点，但教育部和科学部徘徊在这两种观点之间。
教育部希望能够保持其对科学博物馆政策的长期影响，但也逐渐意识到移交金融管理责任关乎行政部门和科学博物馆双方的利益。
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削减政策导致博物馆员工紧缺，这使得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关闭了三分之一的展览空间，并且周五全部闭馆。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的馆长罗伊·斯特朗（R）联合重量级的文化人物，像罗德·古德曼（Loodman）、罗德·吉布森（Libson）、亨利·摩尔（HenryMoore）、约翰·派博（JohnPiper）和休·卡森（Hugh）提出抗议，并进一步在电视上为难政府，声称外交大臣雪莉·威廉姆斯（ShirlyWilliams）阻碍了他的授权。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可见人的官僚机构扼杀了一位大胆而聪明的馆长。
斯特朗庆祝复活节的展览带来了170000英镑的利益，但那是他不能用于再投资的收益。
不可避免地，舆论引发了媒体的关注，科学博物馆不得不加入讨论。
玛格丽特·韦斯顿拒绝参加对政府的攻击或缩减科学博物馆的行动，对此斯特朗不屑一顾地回复：“我们在保卫宝库，不是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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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爱德华·希思（EdwardHeath）为首的保守党政府草率地推行了博物馆收费政策。
这是一个政治上不得人心的举措，它导致参观人数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但没有显著提升财政。
当诺曼·圣约翰·斯特瓦斯（NormanSt.JohnStevas）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任命为艺术部部长时，她很小心地不去重复这个错误。
正如其在官方的说法：
收费问题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我一直非常温和地触及它。
关于科学博物馆关注的增加收费问题，他们应该提交申请并清楚地证明其合理性。
根据我的判断，强行推进这一步是错误的。
各博物馆知道，它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补充它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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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森学会和独立的研究机构经过协商，支持圣约翰·斯特瓦斯的立场。
他们认为，尽管像泰特美术馆和国家肖像馆这样的机构可以从收费中获得三分之一的收益，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也有非常大的收入潜力，但深受学校观众信赖的科学博物馆将会遭遇困难。
相比于没有限制的强制收费，受托制度应该是一种迫使部门化的博物馆正视它们的财政职责的更灵活的方法。
这是一种精明的政治策略，因为它把未来可能引入的收费职责从圣约翰·斯特瓦斯身上转移到了每一位博物馆馆长身上。
当工党和工会反对部门化博物馆权力下放的时候，受托制度迅速变得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管理极具吸引力。
1983年，科学博物馆的咨询委员会解散，受托管理委员会形成。
结论
20世纪末，英国节上呈现出的战后世界技术观已经迷失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道路上。
英国节假定了一个驯化的未来——复杂的机器人还致力于娱乐但琐碎的任务上。
鉴于20世纪末社会、政治和科技的习俗，英国将自己定义为更具挑战、更直接、更粗糙的综合体。
1950年，科学博物馆是一个部门化的博物馆，由公务人员任职，关注研究，并由咨询委员会管理。
到了1983年，权力下放的科学博物馆开始认识到，普通大众是一系列特定受众，其工业赞助商要求更大的影响，并且新的受托管理委员会开始与“问责制”
中不确定的问题周旋。
英国节的明星展品之一是一组趋光的机器乌龟（图4-6），现在出现了一个迷人的被驯化的未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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