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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姿态。
直到宋代理学兴起，也为了“太极”
之前到底有没有一个“无极”
，或者“无极”
是否就是“太极”
而争论不休，而这些争论源头都在《老子》这句话里。
直到看过楚简甲本，这句话原来是“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
，才知道通行本“有生于无”
的这个“有”
字是个衍文，应该删掉才对，而那些从“无中生有”
中引申出来的种种玄妙的哲理当真是无中生有的。
另外，近些年实在有太多的考古发现，除了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之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等，有不少早期的道家文献，可以帮助参详《老子》里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难题。
我想，照着这个思路读与解，应该大体不差了。
但是，道理是这么说没错，不过我自己还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很多人看这种书，既不想了解原典，对思想史更没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要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管用”
，从我们祖先的古老智慧里汲取养分，小则可以修身养性，中则可以升官发财，大则可以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至少也要学会一点办公室爬虫术之类的绝学秘技。
大约很少有人会像切斯特顿那样思考问题：“对于一位房东来说，考虑房客的收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懂得房客的哲学；对于一位大战在即的将军来说，了解敌人的阵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懂得敌人的哲学。”
（《异教徒》）
尽管这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但毕竟过于迂回了些，群众所需要的功利主义还要有甚于此，要有立竿见影之功。
确实，给成功者打激素，给失败者喝鸡汤，这是最能打动群众的手段。
但我不免想起了日本学者户川芳郎1982年向中国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的时候说过的一番话，他说在“二战”
战败之后，日本人对战前的理解中国的基本态度做了反思，也反省了学校里的汉文和德育教育，其结果就是：“对那种轻易地提倡现代意义而迎合时髦的做法，我们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
我并不清楚户川先生所谓“提倡现代意义而迎合时髦的做法”
到底都有哪些内容，不过我又不合时宜地想起了罗素，他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时候也曾说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既有趣而又重要的——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表现了当时有教养的希腊人的共同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成了直迄中世纪末期一直有着重要影响的许多原则的根源。
我并不以为其中有很多东西对于今天的政治家是有任何实际用处的，但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有助于弄明白希腊化世界各个地方的党派冲突。”
（《西方哲学史》）
不过，有兴趣弄明白“希腊化世界各个地方的党派冲突”
的人到底能有几个呢？
3
要把任何一个东西讲出“实用性”
来，只有具有切身的实用价值的东西才会被人接受，其实这正是中国思想史区别于西方的一个显著特征。
古希腊大约和诸子百家处于同一个时代，在古希腊词汇中，“哲学”
一词从词源上分析就是“爱智之学”
，也就是说，这门学问的出发点是对智慧的爱，要满足的是好奇心和探索欲，并没有什么功利色彩。
最典型的代表或许要算毕达哥拉斯学派（与其说是学派，不如说是一个近乎宗教组织的团体），他们以为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如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小商小贩是最低等级的一种，其次是运动员，最高的一种是观众。
和那些观众一样，最伟大的净化心灵的事业便是无所为而为的学问。
只有献身于这种学问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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