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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下去，就没有多少人还能犯上作乱了。
只要这样移风易俗，就可以永葆江山。”
《淮南子·道应》最后用姜太公的这番话来说明《老子》里的一句：“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这是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七章的内容，用陈鼓应先生的翻译，这是在说：“（万物）自生自长而至贪欲萌作时，我就用‘道’的真朴来震住它。”
我们看姜太公这番话，实在太歹毒了，当真是以“愚民”
为指导思想的，而在具体的愚民手段上，正是司马谈所谓的兼采百家之长——既有儒家的礼乐，也有墨家的明鬼，尤其是这句话：“让他们挖壕沟、筑城墙来耗费体力，这样做下去，就没有多少人还能犯上作乱了。”
这应该是姜太公全部这番话里最令人气愤的一个观点了。
但遗憾的是，正如哈耶克曾经感叹的，“最坏的家伙最容易爬到权力的顶峰”
，最恶毒的主意也同样最容易得到广泛实施。
所谓劳民伤财有助于政权稳定，说的就都是这样的事，这就是黄老思想的一个要点：君臣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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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愚民术一样，“君臣异道”
也是一种普世性的政治智慧，譬如亚里士多德概括过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称为“僭术”
（僭主的家法）的统治技术：“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
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
暴君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结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乐于邀请外邦人，同他们聚餐并会晤；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却抱有对抗的情绪。”
（《政治学》卷五）
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见解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师承，《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在描述僭主独裁者的时候就说过类似的话：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在他已经和被流放国外的政敌达成了某种谅解，而一切不妥协的也已经被他消灭了时，他便不再有内顾之忧了。
这时他总是首先挑起一场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
而且，人民既因负担军费而贫困，成日忙于奔走谋生，便不大可能有工夫去造他的反了。
（《理想国》卷八）
这些两千多年前的西方智慧，对于中国读者来讲一点都不陌生，黄老学者尤其会引之为同道。
另一方面，所谓“君臣异道”
，最高统治者“无为而治”
了，可具体工作总得有人来做。
若全国人民一起“无为”
了，当然只能一起饿肚子。
所以，越是下层的人就越得“有为”
，就越得和领导之道反向而行。
就算实在没事，也得给他们找点事出来。
从管理角度来讲，如果只看积极的一面，这倒很有几分道理。
有过大公司总裁经历的巴纳德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著名的看法：总裁的任务不是亲力亲为，而是为下属们维系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管理的功能》）为什么要维系这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呢？自然不是让下属们无为，而是让他们有为，最大限度地有为。
这个道理至少适用于两个层面，一是在管理层内部来说的，二是作为宏观上的治国来说的。
管理层内部的无为，举个三国时候的例子：陈矫在魏国担任尚书令，有一次魏明帝突然造访，陈矫赶紧接驾，问道：“陛下这是想去哪里呀？”
魏明帝说：“我就是来你这儿，想进来看看公文。”
陈矫说：“看公文这是臣子我的职责，不是陛下该做的。
如果陛下觉得我不称职，就罢免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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