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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书也有类似的性质。
秦、汉以后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会，很容易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时代眼光来判断古史，如薛士龙《春秋旨要序》就曾论证周代诸侯本来没有、也不该有自己的史书，他们的历史属于地方志性质，由中央政府派人编修并统辖管理。
而从鲁隐公开始，改用自己的历法，编修自己的历史，诸侯的这种行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
对薛士龙的这个说法，朱熹和王应麟就曾经有过辩驳。
以现代知识来看，先秦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和秦、汉以后大不一样。
鲁国自然可以有鲁国的纪元，晋国也可以有晋国的纪元，这些纪元和周天子的纪元同时并存，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并不以为谁要造反。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作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作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
，只要是“君”
都有这个“始年”
。
《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
，《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
晋人乐资《春秋后传》讲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不曾有过——这位汾王，应该就是周厉王，其时代正是周代兴衰的一个转捩点。
“元年”
是否为孔子特笔，诸侯是否有权于境内改元，孔子以《春秋》变周正朔有没有合法性，学者们聚讼纷纭，争执不下。
毕竟这都是些深刻的儒学义理问题，在古人眼里关乎国之根本，丝毫也马虎不得。
而在考据意义上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像陈立一样引用过《汉书·律历志》，不过引的是另外一段：“《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
《汉书·律历志》的这段引文是：“《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
’”
通行本《尚书·商书·伊训》里的这句话写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是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
本篇《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
，这一句和《汉书》引文有些出入，与当下论题相关的一个出入是：这里不作“元年”
，而作“元祀”
。
据孔安国解说，所谓“祀”
，也就是“年”
——同样这个“年”
，夏代称“岁”
，商代称“祀”
，周代称“年”
，唐虞之世称“载”
。
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但这四种称谓直到现在竟以原义保留下来三个，也算源远流长了。
“太甲元年”
这个说法无论可靠与否，但西周肯定已经有了“元年”
这个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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