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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看来不大具有“天无二日，民无二君”
的观念，相反，“戴克里先本人仍然墨守旧观念，认为统治者就是最高的长官，认为皇权应属于一个最贤明的人或一些最贤明的人，即所谓一个元首或几个元首”
。
有了两个元首这还不算，戴克里先很快发现就算同时有两个皇帝也无法应付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明智的戴克里先发现四周全受到野蛮人攻击的帝国，需要在各个方面安置重兵和一个皇帝。
出于这一考虑，他决定再度分割他手中的难以驾驭的权力，用一个较低一级的凯撒的称号，把它分给两个才德卓著的将军，让他们和他享有同等的君权。”
于是，在六年之后，这两位奥古斯都又各自挑选了两位“凯撒”
作为自己的副手和继承人，两位奥古斯都保证在二十年后退休，届时会把位子让给两位凯撒，而两位凯撒继续以同样的方式选择自己的副手和继承人。
为了巩固四人之间的关系，两位奥古斯都让两位凯撒离了婚，然后分别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
这四个人各自占据一处帝国的战略要地，每一条法律都是由四个人的名义联合发布的。
戴克里先试图以这样的制度来稳定帝国的统治，永远杜绝争夺王位的战争。
威尔·杜兰评论道：“这是一种明智的安排，具有各样的优点，但却破坏了统一，减少了自由。”
“破坏了统一”
是一目了然的，所谓“减少了自由”
，因为戴克里先接手的帝国已经积弊日深、无事不难，于是，在应对非常时期而使用的非常办法下，“国家就变得至高无上了；国家对个体的兴趣并不在于将其当作个体，而仅仅当作某个行业或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成员而加以组织，以满足自身经济或行政方面的需求。
结果每一个体就此变成国家的奴隶。”
这种古代社会的常态按说并不足以使论者吃惊，尽管“个人自由”
是个近代以来才获得普遍意义的观念。
当一名鞋匠已经习惯于“代表制鞋业”
向皇帝谦卑致意并感念皇恩浩**的时候，观者当会相信威尔·杜兰的评语下得不错。
戴克里先确实止住了帝国的颓势，而且他看上去也确实像是一位慈爱而无私的父亲。
二十年后，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又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他们当真如约退休了。
这是公元305年，在中国是晋惠帝永兴二年。
孟德斯鸠在分析戴克里先这一“四帝共治”
（Tetrarchy）制度的时候，认为他首先是鉴于之前的罗马帝国常常由近卫军废帝立帝的混乱局面（戴克里先自己就是这样上台的），而一旦同时有了四支主力军队由四位统治者分别统率，互相之间自然就会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自己的首领推上皇帝的宝座了。
同时，戴克里先还把近卫军长官的权力限制在民事事务之上，并把原先两个长官的名额增加到四个。
这一切安排看上去都是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但权力的制衡局面会使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自己的阴谋。
对于习惯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和“修齐治平”
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戴克里先实在是过于小人之心了。
这样看来，上台伊始的戴克里先的处境和黄袍加身的赵匡胤非常相似。
赵匡胤在后周做殿前都检点的职务，大约正相当于近卫军长官，而像这样被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的在他之前已经有过三个了。
依钱穆说：“几十年中间，军队要谁做皇帝，谁就得做。
赵匡胤昨天还是一殿前都检点，今天就是皇帝了，那是五代乱世最黑暗的表记。
若把当时皇帝来比宰相，宰相却有做上一二十年的。
相形之下，皇帝反而不像样。”
类似的环境往往会激发不同的人们做出类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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