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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秉笔直书”
的传统被后代儒家发扬光大，而以宋人此风尤重。
章学诚谓“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春秋》堪称后世史书之本原，但这也提醒我们：古人所谓的秉笔直书和现代意义上的实录并不一样，史书的可信度也不是那么让人放心的。
对行动与现象要追溯本质动机，汉儒在这一点上主张最力。
审案子要援引春秋大义，所谓“《春秋》原心定罪”
，如果动机不同，那就可以同罪不同罚；修史也要探究历史当事人的心理，做到“志同则书同”
。
确定了这个标准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推究赵盾的用心，似乎看不出他真有弑君的动机。
回过头来再看《公羊传·宣公六年》对赵盾事件开始处的一番问答，问者说：“《春秋》前文不是说过赵盾弑君，他怎么在这里又出现了？难道没被治罪吗？”
答者道：“因为亲手弑君的人不是赵盾而是赵穿。”
显然，按照“志同则书同”
的标准，这个解答还远远说不上严密。
首先，问者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这个问题背后还有着这样一个理论背景，即《春秋》在书写体例上，如果国君被弑而弑君者并未受到惩治，对国君便不书葬，以此来谴责国中没有称职的臣子能为国君复仇；弑君者也不会再在《春秋》后文中出现，以此来表达对弑君者的态度，即拿他当死人对待，认为这种人该死。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问者才会觉得疑惑：《春秋》已经在宣公二年记载了赵盾弑君，为什么在四年之后的宣公六年赵盾又在《春秋》当中出现了？
如果赵盾当真有心弑君，那他就是弑君之贼，在《春秋·宣公二年》之后绝对不该再有出现，那么，既然他又在宣公六年里出现了，是不是说明《春秋》不把他当作弑君者来对待？
《公羊传》没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董仲舒后来在《春秋繁露·玉英》里花了极大的气力来弥合经文中的这一矛盾。
首先，董仲舒虽是公羊学的大家，却反驳了《公羊传》的这段解经之辞。
《公羊传》是借问者之疑而揭示事实真相，说晋灵公其实不是被赵盾杀的。
董认为，如果这样解经，《春秋》的义理就混乱不清了。
董仲舒以属辞比事的方式，对比《春秋》里的另一件著名疑案“许世子进药”
，探究赵盾的心理动机，认为他首先不是乱臣贼子那类人，再者，他在得知史官把自己记作弑君凶手之后高声喊冤，那情绪也不像是装出来的。
赵盾被牵累为参与弑君之谋划，错就错在国君被弑的时候他没有逃出国境，回来之后也没有惩治凶手。
道义上讲，臣子有义务去惩治弑君的凶手，就像做儿子的在父亲生病的时候有义务为父亲尝药一样（如许世子的案例）。
做儿子的没有尝药，所以被加上了弑父的罪名；做臣子的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所以被加上了弑君的罪名，道理就在这里。
《春秋》以此来昭示天下：废弃臣子之礼，罪过是如此之重。
但毕竟许世子不是存心弑父，赵盾也不是存心弑君，所以《春秋》虽然加之恶名，却并不声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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