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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权之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祭仲废君，《公羊传》赞其知权。
如何判断这个“权”
是否合适，办法就是“原心”
。
在许穆夫人这个例子里，经过一番原心，可以认定许穆夫人的所作所为属于权变，所以就可以免去非礼的罪过。
还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由董狐把这件事记载到史册里去，许穆夫人那些“非礼”
言行的本身很可能就会被完全抹去的。
而另一方面，祭仲也好，许穆夫人也罢，是否真的知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要借助这些故事以阐明知权之义。
乃至鲁隐公是否真有让国之心，齐襄公是否真有复仇之意，宋襄公是否真能行仁义之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春秋》借此来阐发让国、复仇与仁义的义理，这就是公羊家的“《春秋》借事明义之旨”
。
《春秋》因此而成为一部寓言之书，史实的真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中所要阐明的义理，如皮锡瑞所谓：“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
其理论依据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如此，则考据精当、逻辑自洽反而属于章句小道，如冯班称道汉儒：“汉儒释经不必尽合，然断大事，决大疑，可以立，可以权，是有用之学。”
如果在“原心定罪”
“借事明义”
与“有用之学”
的经学背景下再来考察郑伯之克段，能否把事情说得圆倒在其次，关键是要阐释出“正确”
的政治哲学。
再看杜预，他认为叔段明明是出奔而《春秋》书之为“克”
，是孔子特意更改旧史，用这个杀气腾腾的“克”
字表现郑伯的杀弟之心。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所谓“郑伯克段于鄢”
其实就是“郑伯杀段于鄢”
，就像明明是赵穿弑君，董狐却记作赵盾弑君一样，并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诛心以示大义。
经学要讲的是政治正确，为了这个高尚的目的可以罔顾事实。
所以，“郑伯克段于鄢”
的经学含义就是：郑庄公这个不称职的哥哥杀了叔段这个不称职的弟弟。
即便《左传》明文记录了叔段并未被杀，而是出奔共地，但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叔段确确实实被郑庄公给杀掉了。
于是，叔段便在“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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