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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强调“定势”
之不可违，又举“玄武门之变”
的例子，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燕王与建文帝——燕王之所谓篡，难道也是定势之不可违吗？
“玄武门之变”
是否真有这么大的说服力？贺仲轼提到的诸如唐高祖李渊曾想立李世民为太子而被后者辞让的事情虽然见于两唐书的记载，却颇受现代史家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李渊“遵从了游牧社会的习俗，有意让儿子们通过竞争夺取皇位，他自己则尽量努力阻止这一过程出轨”
。
但我们不妨放下考据，只以古人的眼光假定以上史事完全属实，那么由此就可以推出那个“定势”
不可违的结论吗？
贺仲轼的这个说法或是从《资治通鉴》就“玄武门之变”
的一段“臣光曰”
发展而来，当初司马光推许唐太宗之功，贬低李建成之庸劣，但也得强调“立嫡以长，礼之正也”
，而据《二程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修到唐史的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和程颐有过讨论，程颐辨析《春秋》微言大义，把魏徵都批评了进去。
的确，理学家的道德标准总是更高一些，同样这件事当初真德秀在《大学衍义》里也曾引过，却以理学正宗的身份推出了一个“天理”
的结论：贞观十年，唐太宗的几个弟弟要动身去往各自的藩国，唐太宗为之送行，很伤感地说道：“兄弟之情，总愿意常相共处，但以天下为重，不得不作分别。
儿子没了还能再生，兄弟没了却不能再得。”
说着说着，便呜咽流涕，不能自已。
真德秀评论道：唐太宗这番话是有感于李建成和李元吉之事吧？兄弟之情是天伦至情，虽然有时候会被利害关系所遮蔽，但这毕竟是天理之真，不可能永远都被遮蔽掉的。
如果唐太宗能因兄弟之情的这般流露而知晓天理之不可昧，那么天理也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上。
可惜唐太宗没能做到。
孟子提出过所谓“四端”
的说法，“四端”
要充而广之。
唐太宗与诸王作别，言语之间大见恻隐之心，只是不知把这恻隐之心充而广之，可惜可憾！
论及恻隐之心，便把问题诉诸人性，所谓“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
，吕大圭曾由此而推出《春秋》实为天子之事，春秋大义便存乎恻隐之间。
至于真德秀这个“四端”
的说法，是孟子的一个经典概念，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都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是人了。
这所谓“四端”
也就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仁、义、礼、智的苗头，苗头需要扩而充之，就像火焰会越烧越旺盛，就像泉水会越流越湍急。
这个“扩而充之”
非常关键，如果一个人能把这四端“扩而充之”
，那就“足以保四海”
，如果做不到“扩而充之”
，那就“不足以事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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