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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批评郑庄公并不是因为克段这件事，批评克段这件事也不是在“郑伯克段于鄢”
这条记载里——这段文字应该就是郑伯赴告的原文记录。
严的分析是从周代史书体例入手的，立论基础是《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
，这是东周时代的国际惯例。
《春秋·隐公十一年》对本年冬天只记载了一件事，就是鲁隐公去世，但《左传》说在同一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是一件大事，就是郑庄公攻打宋国，把宋国杀得大败。
但是，这样大的一件事为什么《春秋》不加记载？《左传》的说法是：这件事虽然很大，但宋国并没有通报鲁国，所以鲁国史官也就不做记录。
不仅如此，就算是战事大到灭国的地步，只要被灭亡的国家不来通报战败，胜利国也不来通报战胜，史官都不会记录在策的。
对克段这条记载，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史料原文并非如此，是经过孔子改定才成了现在这样，孔子的改定之处也就是《春秋》深意之所在，而严启隆代表的是相反一派的意见，以《左传》为据，认为史料原文如此，孔子并未删改。
这问题是立论的一大基石，但到底哪块基石才是可靠的却说不太清，所以，以严谨的眼光来看，这两派的不同基石也就只能被看作两种不同的公理体系，不过，除了被当作公理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毛奇龄、万斯大
再来看看毛奇龄的《春秋条贯》。
关于毛奇龄，在前文已经有过一些介绍，此人用力既勤，见解也新，但学风不是很好，讨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夹枪带棒的，又很有几分偏执的气质。
时人称他“好辨善訾”
，梁启超甚至把他列为学界四大蟊贼之一。
毛奇龄对《春秋》提出过一个很新奇的简书与策书之别（已略见前述）：《春秋》是所谓简书，内容只是一个题头，或者说是索引；《左传》则是策书，详记事件的经过。
孔子修《春秋》是以简书为底本，左丘明作《左传》则是以策书为底本。
简书的内容不能算是大纲，因为大纲会囊括事件的所有要点，而题头或索引主要起到一个分门别类的作用——毛奇龄称之为“籖题”
，通过籖题可以去找相应的策书来了解事件的详细经过。
比如《春秋》中同样一个“公如晋”
，查《左传·成公十八年》的“公如晋”
是朝见晋国新即位的国君，而查《左传·哀公元年》的“公如晋”
，是说鲁国因为新立了国君而去朝会晋君。
（按：毛奇龄这里可能有误，哀公元年并无此事。
）这样一来，那些微言大义也就纷纷没了着落。
于是，按照简书与策书之别，毛奇龄解释克段道：《春秋》称“克”
，大概是称赞郑庄公虽然打败了叔段却不杀他。
《公羊传》和《穀梁传》没见过策书，所以误以为郑庄公杀了叔段。
庄公不是什么好人，他后来置姜氏于城颍，又在繻葛之战中射伤了周天子的肩膀，劣迹昭彰，但克段这件事却是做得对的，这一节在兄弟人伦的意义上“可补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缢仲庆父成法之变”
。
《春秋》开卷就写这件事，是为处理兄弟关系的情况树立一个典范。
《春秋》并没有因为郑庄公的一贯劣迹而抹杀这一点儿善行。
有人问道：“姜氏想要除掉庄公，这与《春秋》后文里宋襄夫人杀宋昭公的罪过相同，为什么说庄公置姜氏于城颍就做得不对？”
回答是：“姜氏确实有罪，但别人可以惩治她，庄公却不可以惩治她。
就像鲁庄姜氏弑杀子般，齐国抓了她，可以杀掉，但鲁闵公和鲁僖公却不能杀她。
幸好郑庄公悔悟得早。
后儒总是对庄公养成弟恶之后痛下杀手的作风深恶痛绝，这都是因为误信了《公羊传》和《穀梁传》，以为庄公杀了叔段。
如果知道庄公没杀叔段，对他此前的所作所为也就可以谅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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