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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如果你是叶公好龙式的读者一、为什么读王阳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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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成败之心，王阳明称之为“将迎”
。
《传习录·下》有一段问答：
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
何如？”
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
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
若只着在事上茫茫****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
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1）
孔子和周公这两位儒家圣贤都是思虑深沉的人，而在王阳明看来，他们所思虑的并不是具体的事情，而是“致良知”
的功夫。
用今天的话说，譬如周公和孔子处理国政，正面临一起很棘手的国际争端，他们不会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设想解决方案，以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计得失成败地应对难题。
哪怕良知告诉自己只有某种损害国家利益的办法才是唯一合乎道义的解决方案，他们也会欣然照做。
（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在那个标准意义上的贵族世界里，道义原则确实每每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今天我们这个平民社会很难理解的事情。
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另一本书：《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
）
倘若仅仅在技术层面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那就不免会掺入毁誉、得丧、人欲的成分，距离天理、良知也就远了。
譬如还是在那一场国际争端里，如果你试图寻找一种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自然就会患得患失，这是无论如何也保持不住平常心的。
以平常心处理国政，在儒家经典里不乏经典案例。
譬如《左传·昭公元年》，诸侯在虢地会盟，其时晋国和楚国是国际政局中两个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很有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的架势。
晋国大夫祁午劝谏本国总理赵文子说：“上一次在宋国的会盟，您代表晋国，子木代表楚国，结果楚国压倒了晋国。
子木是个守信君子，尚且以欺骗手段占了我们的上风，这一届的楚国执政大臣公子围是出名的不讲信用的人，您如果不格外提防，一定会重蹈覆辙。
楚国如果再次压倒晋国，就是晋国的奇耻大辱。”
赵文子淡淡答道：“当初宋国的会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爱人之心，所以楚国才占了便宜。
如今我的爱人之心依然未改，今后还会一以贯之，楚国不足为患。
这就好比农夫种田，只要勤劳耕作就是了，虽然一时会遇到灾荒，但一定会有丰收的时候。”
赵文子的农耕之喻很见儒家精髓，即便我们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也必须表示相当程度的赞同，因为这实在是一种很聪明的概率思维。
农耕的经验告诉人们，个人努力并不总能保证相应的回报，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就足以毁掉一年的收成，但这样的天灾不可能年年都有，只要年复一年地勤劳耕作，概率就足以保障可喜的收成。
今天的博彩公司和保险公司就是应用这条规律来赚钱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他们并不在意，概率已经保障了一切，不似投机客的命运，成则五鼎食，败则五鼎烹。
站在博弈论的角度重新审视赵文子的策略，我们会发现赵文子之所以可以保持这样的平常心，之所以找到了概率制胜的诀窍，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自己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博弈论所谓的重复博弈。
这也就意味着，赵文子并非因为得益于某种神奇的心灵修炼才能够以平常心应对国际大事，恰恰相反，这仅仅是普通人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自然心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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