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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蜂拥到儒家阵营里，从内部努力败坏着儒学的纯洁性。
这倒不是儒学本身的责任，无论换作哪个学派，甚至任何一个教派或其他什么团体，只要人们从中嗅到了利益的血腥味，它们都会变成同一个样子；并且，无论这些学派或教派在创始之初主张什么，最后连教义都会变得相似。
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造就这一规律的是这样两个基本事实：
1.人与人是高度相似的。
2.所有人都有趋利避害的顽固天性。
于是，当儒家成为官学，儒学经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越来越多的“今之学者”
加入了这个名义上仍属于孔子的高尚阵营。
为这一转变推波助澜的是，越是以改变命运、脱贫致富为目的的人，越是下得来悬梁刺股的功夫（正如“悬梁刺股”
的始祖苏秦的例子），也越是能够以足够的圆滑来应对考试标准的调整，迎合主考大人的风格与偏好。
所以反对科举取士的呼声伴随着科举制度发展之始终，却终归“不废江河万古流”
。
原因异乎寻常地简单：皇帝只需要“今之学者”
，很排斥“古之学者”
。
这其实是一个管理学问题：赏罚虽然不是最好的管理手段，却绝对是最便捷有效的。
但赏罚手段只见效于“今之学者”
，却无法见效于“古之学者”
。
我们不妨把帝国想象成一家公司，如果公司职员都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
的人，都是坚守道义而不问成败利钝的人，工作起来都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的人，那么一切奖惩措施与规章制度都会失效。
所以，标准意义上的“古之学者”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孔子本人），适于做顾问，却不适于做员工。
皇帝当然也会需要一两个顾问，但更需要成千上万个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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