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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带着几名亲近弟子前往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市)拜访自己的头号学术劲敌朱熹。
这一场会面,儒学史称之为南康之会,是心学与理学的第二次碰撞。
陆九渊在与朱熹继续辩论之余,应邀在白鹿洞书院做学术演讲,演讲题目取自《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论语》是读书人极初级的功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更是每个读书人自幼熟诵的名言,含义也很明白晓畅,道理更是和日常生活高度贴合的。
对现代读者而言,可能产生隔阂的是,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并不具有道德色彩。
君子,顾名思义,是指封君之子,源于周代的封建制度,凡君子皆贵族;小人是指平民百姓,凡贩夫走卒之辈皆小人。
小人生计艰难,教育程度低下,文明规范(礼)与精神追求(道)都和他们无缘。
在君子眼里,小人大约就是动物一般的存在——历代士大夫将百姓比作子女,这是等而上之的说法,等而下之是比百姓为六畜,比官吏为牧者。
譬如干宝《晋纪总论》有所谓“群生,重畜也”
,李善注引《汉名臣奏》:“民如六畜,在牧养者耳。”
作为孩子或牲畜一般的百姓,他们并不是“不道德的”
,而是“非道德的”
。
君子一般不愁吃穿,有着不劳而获的政治特权,所以关注点更容易转向精神层面,讲求一种——套用西方封建制的术语——骑士精神。
一般而言,让小人做事很容易,只要报酬优渥,但是,若想说服君子做什么,是没办法用报酬来打动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晓之以义,让他晓得这实在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
随着封建体制的瓦解,即孔子所谓之“礼崩乐坏”
,君子与小人越发变成纯粹的道德标签了。
一个赤贫的人,譬如颜渊,也可以因其道德操守而成为君子;一个显达的人,譬如秦桧,也可以因其卑污的用心而成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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