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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
只论精一，不论多寡。
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
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
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
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
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
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传习录·上》）（18）
这是王守仁著名的精金之喻，我们由此设想黄金有两种重要的特质，即纯度和重量，纯度相当于人的品性，重量相当于人的功业。
世人只在意重量，所以流于功利，其实每个人只应该关注纯度。
每个人都是一块黄金，只要在纯度上和圣人一致，自己也就与圣人无异，不必追求重量上和圣人的一致。
所以，在这样的标准下，如果世人都从阳明心学达到了圣人的修为，并不意味着满街都是功勋卓著的尧、舜、禹、汤。
然而站在阳明心学的外部来看，事情就有另一种解释了。
康熙年间，有人劝顾炎武招收门徒，后者写信回绝，信中批判当代的学术弊端，说读书人厌烦五经，只喜欢陈献章、王守仁的语录，原因很简单：前者烦难而后者简易。
（《与友人论门人书》）如果王守仁可以和顾炎武当面交流的话，一定会说儒学真理本来就这么简易，为何偏要舍易求难，一味低着头陷进寻章摘句的汪洋大海，反而看不到头顶上只要一抬头便可以看到的日月星辰？顾炎武也一定会反驳说：“你去看看世上那么多抬着头号称看到日月星辰的人，你好意思说这种档次的人就是圣贤门徒？”
面对此情此景，方献夫做出了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解释：“他（王守仁）自己所以能够以一心贯万物，是因为有长达二三十年的书本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因为总是觉得自己走过弯路，便想让学生和世人不走弯路，一步便踏上为圣为贤之路，却不知由于没有尝过求知的困惑，没有经历实践的艰辛，不少弟子小看天下的学问，轻视实践的作用。
于是，看似在教人少走弯路，实则在教人空疏不学。”
（《旷世大儒王阳明》）
如果依照这个逻辑，就会推导出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道理：尽管王守仁历尽千辛万苦为我们探明了真理捷径，但为了走上这条捷径，我们必须像他一样先历尽千辛万苦，就连各种“异端邪说”
也要先认真学过一遍才行。
然而人类知识的演进一般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譬如达尔文历尽百死千难，终其一生才揭示出大自然的进化规律，而后世的生物学家只要稍稍花点力气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即可——为了掌握进化论，谁也不必再经历一番达尔文所经历过的百死千难。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某种技能的掌握，譬如游泳，当我们发现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之后，谁也没必要再把历史上的各种错误的、理应被淘汰的训练方法从头过一遍。
那么，如果说王守仁的成功当真依赖于那些作为炮灰和助产士的“异端邪说”
，我们就真的需要重新审视这些“异端邪说”
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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