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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哀荣，一时无两。
然而居心叵测的谤议从不会随着当事人的身故而消弭，朝堂上的声音仍然在与舆情唱反调。
与王守仁素来有隙的议礼新贵桂萼率先发难，挑剔着王守仁临终前擅离职守。
世宗大怒，使廷臣开启议罪程序。
桂萼等人细数王守仁处置田州事宜失当、擅离职守等等罪过，甚至翻出旧账，盛言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的时候军纪不检、奏捷多伪。
（査继佐《王守仁传》）（19）
当然，擅离职守只是小节，意识形态问题才是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
在桂萼等人的“议罪”
意见里，最要紧的是一段正邪之辨：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
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
号召门徒，互相倡和。
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
传习转讹，背谬弥甚。
但讨捕輋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明史·王守仁传》）（20）
这样的意见正是典型的诛心之论，认为王守仁的学术出发点只是标新立异罢了，所以才会在“格物致知”
的说法上存心和朱熹唱反调，又明知自己的这套说辞无法服众，这才编辑出《朱子晚年定论》，还号召门徒，你呼我应，搞出很大的声势。
总之，他的一切作怪都只为了沽名钓誉，结果真的迷惑了许多人。
只是考虑到他确实有些功劳，对他的处理方式也应该留些余地才好，建议追夺他的爵位以彰明朝廷的大信，禁止他的邪说来扭转世道人心。
这番攻讦无论对错，其实很能打动皇帝的心。
集权帝国最重视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无论立哪种学术为官学，只要全国上下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好，反正任何学说在集权统治下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
所以，无论阳明心学比程朱理学优越多少、正确多少，只要它以反正统的面目出现，那一定是可憎且可畏的，必须剿杀而后快。
更何况王守仁一生致力讲学，门生弟子遍布朝野，单是去绍兴吊唁的就有多少朝廷命官，这绝不是皇帝愿意看到的局面。
讲学如同传道，有蛊惑人心、拉帮结派的力量，而皇权只希望治下是一盘散沙，任何思想或利益的凝结剂都团结不起任何人来。
还有一个学术内部的问题，倒未必是世宗和桂萼等人清晰意识到的：程朱理学无论对错，至少给是非善恶提供了一整套的、尽管不很严格的客观标准，而阳明心学专主良知，是非善恶的标准就太容易主观化了。
所谓“个个人心有仲尼”
，但你心里的仲尼和我心里的仲尼难免会吵起来，换言之，真理越向内求，标准也就越难统一，而如果人人执己为是，执彼为非，都有真理在握的十足自信，这样的社会该怎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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