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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这是大家口头都会说的区别。
但费氏父子提出的区别，说的更痛快。
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业，二氏是山林幽隐的道；我们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来做我们的城市生活的事业。
第二，儒家的道的内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农工商所遵守的实事实用；二氏的道是少数闲人废物的养心性与悟心性的工夫。
我们不能叫士农工商都抛弃了他们的日用事业来做养心明性的工夫。
费氏家学所谓“道”
，以“实事，中庸”
为主。
费密曾说：
通诸四民之谓中，信诸一己之谓偏。
见诸日用常行之谓实，故为性命怳忽之谓虚。
（中，三十五）
他们认定这“通诸四民”
“见诸日用常行”
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
，故他们极注重事功，政治，制度。
此意很像荀子说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
（《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
（《荀子·君道》）
但费氏父子的这种主张并非有意因袭前人，乃是从痛苦患难之中体验出来的结论。
费密说：
天下之治，群黎乐业，万物遂其生，皆法制礼义所继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
……君统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职；自上古至今。
无有逾此而可致治者。
后儒以静坐谈性辨理为道，一切旧有之“实”
皆下之，而圣门大旨尽失矣。
密少逢乱离，屡受饥馑，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参差，则弱之肉，强之食。
此时“心在腔子”
“即物穷理”
“致良知”
，有何补于救世？岂古经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先子（经虞）平日论次，密老年益确信不疑也。
（上，十五）
这一段自叙使我们看出时势与学说的关系。
清代学者所以群趋于“反理学”
的运动，也正是因为静坐致良知等等空谈禁不起李自成、张献忠一班人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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