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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懵懵懂懂地跟着走，感受学界的氛围，后来因博士论文的选题“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与华夏文明的形成紧密相关，开始与学界共同思考、探索，现在看来当时对不少问题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
毕业后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勘察与发掘工作，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又被推到了这一课题研究的前沿。
围绕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我们将探索二里头遗址尤其是其中心区的结构布局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同时把视野放大到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在遗址周边6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
这种“点面结合”
，即中心性都邑遗址的勘察发掘与周围聚落群调查和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使我们得以在数年内有限的田野工作中获取了较多有关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与人地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深化了对华夏文明腹心地区社会复杂化的认识。
同时，我个人也与考古界同仁一道，进行积极的思考与实践，希望在新的形势下，摸索出一套适合于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方法。
对多学科协作深化该课题研究的前景，我们是持乐观态度的。
八间房：20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复兴的过程，考古学是一根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您觉得考古学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有哪些？
许宏：诚如您所言，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诞生伊始，本来就是应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
它要解答的，都是国人乃至国际学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问题，譬如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
近百年来，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解决这些大问题，必须从田野实践的精微处做起。
整个学界花费了几代人的精力，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
由于专业的特点，譬如田野操作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追求作为现代学问的科学性等原因，考古学必须建构起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来解读这部无字地书。
随着大量材料的爆炸式涌现，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科分支的逐步细化，使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考古学给人以渐渐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与这个学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史学家也常抱怨读不懂考古报告。
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本源问题，考古学的成果已开始贡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
考古学家也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
▍ 2015年深秋在二里头墓葬发掘现场
说句实在话，作为学者，我们把自己的工作价值首先定位在“求真”
，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
每个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怀旧的情结和需求。
知道自己是如何从孩提时代走过来的，才算一个没有“失忆”
的正常人，才能立足于今天，进而走好前面的路。
历史与考古学者聊以**的工作意义就在于此，它常被高度概括为“鉴往知今”
。
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到了责任。
这种提法似乎偏于“致用”
的考虑，但毋庸讳言，任何对历史的发掘和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
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当然也会在现代文明转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鼓舞作用。
我们民族的“根”
“魂”
，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遗产，都可以从考古学揭示出的遗存中找到。
教科书上每增加、改动一句话，背后都有我们洒在田野上的心血和汗水，看似与现代没有关系的一门偏僻的学科，却一直在为社会提供着精神食粮，丰富着人类智慧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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