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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村晚饭时打招呼问：“喝汤了吗？”
午饭则是问：“吃了吗？”
那是因为河南人的正餐是中午，红白喜事吃桌（当地方言，吃酒席）都在中午。
但我们就不行，按城里的习惯，中午一般随便吃两口，晚上熬夜就想多吃一些。
考古队的院里还有队里技师种的无污染的绿色食品，我们经常能吃到新鲜的黄瓜、西红柿，还有新鲜的苞米。
我还常带些他们自己磨的苞米面回家……
▍ 二里头考古队驻地前的
小广场
问：刚才您也提到与国外交流时有很多新的收获，那您能谈谈您对外国考古学的一些看法吗？中国考古学者现在需要掌握的资料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面对浩如烟海的外国考古资料，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外国考古资料和理论方法呢？
许宏：惭愧，可以说我没有完整系统地读过外国纯考古学理论方面的书，我主要还是做中国考古，即便是看外国考古学者的书，也是和中国考古有关的，这是我的不足之处。
但对于国外的考古学还是有些感性认识的。
现代考古学本来就是舶来品，我和罗泰先生、宫本一夫先生、冈村秀典先生等诸国外学者都有比较密切的学术交流，发现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应当不应当向国外学习、汲取、借鉴各类先行思潮方法，而是如何把外边好的东西本土化、中国化，把它们贯彻到研究实践中去。
比如理论建树，张光直先生就曾指出，中国考古学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
，其实到现在这种倾向依旧存在。
我们的思维传统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长于直觉和综合，拙于演绎推理，接受不了硬性的模式，认为如果将其放在考古实践中可能就会牺牲文化遗存的丰富性。
但是这种理论建构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思考中国考古学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下一步怎么走，尤其是在学科转型期间，这是一个大问题。
国外考古学界已经走过这样的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我们一定要有研究的范式。
比如说，我们中国学者很容易忽视推导过程，不太重视连接考古材料和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
。
随葬品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随葬品为什么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样的问题都缺少一定的理论思辨和探讨。
▍ 1994年赴日研修期间，与日本学者、指导教官饭岛武次教授（左）在东京
▍ 2012年，日本著名演员中井贵一（前排左三）随NHK摄制组来到二里头，考古队员也追星
外国学者的视野一般比较开阔，知识面较广，这与他们的教育背景有关。
我们从本科开始就把学生限制在过于狭窄的专业中，缺少通识教育。
由于学科划分过细，现在的研究越来越趋向碎片化，学者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窄。
就做学问来说，如果按年龄分段，你们作为初学者，应该从个案研究入手，学位论文不能做得太大；而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就可以跳出田野，考虑一些中观、宏观的问题，我的《最早的中国》也是这个思路。
当然，无论从事什么样的研究，整体史的意识和历史感的拥有都是必要的。
这方面，我们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就很多。
我常说现在光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总自惭于知识面太窄。
罗泰是什么“学家”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学家？他对古文字和文献也有较深的造诣。
此外还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都需要汲取。
最好有这样的学术储备，融会贯通。
另外就是超越当代国界的学术视野，这个尤其是我们缺乏的。
我正在读以色列学者吉迪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也强烈推荐你们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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