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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是就在汉语世界里面自说自话，倒也罢了，但我们还是要走出去的，这就有问题了。
夏鼐、苏秉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我们称为“大家时代”
，由某位大家提出理论方案，然后各地学者去执行这个方案就可以了。
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有学者提醒说：对此，整个学科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大家时代”
，好处是思维的多元化，坏处是学术权威的丧失、学科缺乏领头羊，把握学术发展方向靠学者的自觉。
科研管理只能靠量化排比，比如用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来评定学者水平，这其实是很令人悲哀的一件事情。
年轻学者思维活跃，但在这些期刊上发不了文章，还没有话语权，他们即便赞同某种学术观点，也难以发声。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考古人其实是过渡的一代，比起在学术理论上做出贡献的前辈大家，我们能做的是通过自身的研究实践来推动整个学科的转型，比如提倡聚落形态研究和多学科的合作。
这样的理念都融入了我们做的二里头考古报告中，它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转型的一个缩影。
上海书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考古发掘，涌现出了诸多考古学文化，先是仰韶、龙山文化，继而是豫、陕间庙底沟文化，接着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走廊北部的红山文化等，这些符合文明萌发基础的文化遗址的发现，变成了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
，它们不仅分布在“三代”
核心的中原，更分布在传统“华夏”
的边缘。
找来找去，“三代”
的源头没找到，反而找出一大堆“星斗”
。
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许宏：我觉得，这恰好支持了本人的论断：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
是不能够无限制地上溯的。
我们可以从广域王权国家开始追溯，就像李零先生说的，最早奠定后世中国基础的是西周，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往前追溯，尽管人群种属会有不同，但文化有其传承性，西周往前是殷墟，殷墟往前是二里岗，二里岗再往前是二里头。
再往前，没有核心了。
我的“二里头中国说”
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秦汉后才是中国，国内大家都说中国文明5000年，我说是3700年。
从二里头再往前，就是“满天星斗”
。
既然我们把中国定义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那它就具有排他性，我们不能说最初有七八个中国，后来成为一个。
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像良渚文化只是前中国时代比较大的一个邦国或者酋邦，它就像你前面举出的庙底沟文化一样，属于“满天星斗”
中比较亮的一颗星，走完了它生命史的全过程，对后来的华夏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上古的东西，其实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人的思维，正所谓“叙事和想象”
，这是难免的，关键看你如何去想象。
我们说通过历史来建构中国认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考古学者首先一定要求真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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