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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你要接受“中国”
既然是一个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那么“中国”
肯定得有个上限，出现之后肯定是偏小的，后来滚雪球似的扩大。
我们说在中原王朝的夏商周时期是“小中国”
，周边的、旁边一点的我们叫他们“蛮夷戎狄”
。
甲骨文中的“羌”
就在山西，根本不在后来汉藏之间的四川一带，正像王明珂老师告诉我们的那样，不是那个“羌”
作为同一个族群的人一直从山西迁到川藏去的，而是中国范围不断扩大，“羌”
作为中国不断扩大范围的一个边缘来界定它。
那么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比如说小麦是从西亚那边地中海东岸过来的，你就觉得是外来的。
你作为中原人，南方的稻子大米过来了，你认为是你自家人的发明，但那时候你的祖先根本不认为他们是自家人，他们是外人，是“蛮夷戎狄”
，你那儿哪有中原这种穿戴花纹的衣服，你们吃生食，我们吃熟食，然后区分左衽、右衽的衣服的穿法，那是有浓重的文化本位主义倾向的。
你看，这些是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史偏后的部分，那么偏早的部分何尝不是这样？甚至像本人说的那样，如果认可我把二里头界定成东亚大陆出现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有了中央之城和中央之邦，有了国上之国，只有这样，“中国”
的概念才开始出来，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华夏的这种概念，中原、中国、中心这种概念，是从中原开始出来的，中原以外的是一点一点地被所谓的中原旋涡吸纳进来的，所以要有这样的概念，中国一直是变动不居的。
葛兆光先生就是从边缘的角度、从邻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
实际上说到底，我有一个比较悲观的说法，印在了《何以中国》第一版的封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地迫近真相的执着。
就是说，我们对历史真相的任何研究都是一种阐释，所以我认同考古学就是一门推测性的学科。
包括“中国”
在内的这些概念，包括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都是主观认同，而不可能用我们用过的茶杯、锅碗瓢盆来确认谁是中国人、谁是非中国人，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所以到最后，像我这种从考古小兵已经熬成资深学者的人，最初看重的是本体论，现在更看重的是认识论，认为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来看它，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搞清楚3000多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当然要努力搞清，但只能最大限度地迫近。
至于它是不是什么，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诞生的，完全是一种当代的解读。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看理想：问最后一个大问题。
您认为所谓的民族自信心应该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很执着地要证明中国历史有5000年，觉得有那么长的深厚的历史是我们自信的一个来源。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宏：这问题是真大，说起来比较复杂，甚至有一些还偏于敏感。
但是我觉得可以从学者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说。
刚才我就谈到了，中国考古学在发生之初，我们的前辈就纠结和拧巴，就是我们在建构文化认同和求真逐理、科学理性这两方面，我们该怎么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建构都应该建立在相对真实的认知基础之上，那么作为一个学者，我们肯定想把某些东西搞清楚，然后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有辉煌灿烂的历史。
▍ 在上海参加世界考古论坛，与代表中国考古重大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海报合影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考虑。
也就是说，我作为学者现在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不应该成为历史的负担，而是应该成为我们继续向前的给养，而你能从中有怎样的收获，还是取决于你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积淀。
这是我愿意跟大家共勉的。
2021年3月，采访人Danny、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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