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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千八百年才有的后人的追述甚至传说，跟我们发掘出来的、没有文字证明的盆盆罐罐对号入座，说它肯定就是夏，我作为一个学者，是根本接受不了的。
我想，只要是一个文化人，他就能够接受学理层面上这样的一种认知。
所以，许宏是否定夏文化的存在吗？不。
我的提法是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是我们不能说它肯定就是夏，不能定论。
这就是一个严谨到偏于保守的学者，到目前为止的认知。
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因为我是学者，这话我还坚持。
我一定要坚持，因为我是学者。
就是这样。
看理想：我想起杨照老师说过，学历史或者做考古，有点像探案子。
因为你接触的是一段已经过去的时间，以现有的材料，就得接受结果，有的案子，可能就是破不了。
许宏：说得太对了。
我们就像判案，就像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车祸现场。
我们是靠着蛛丝马迹，来复原当时的场景。
我们当然希望能找到身份证和文书这样的东西。
比如，事故受害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好认。
但是，是姓张还是姓李，如果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我们不敢定。
但就算叫路人甲或者路人乙，最起码得给个代号，这就有了二里头、二里岗这样的名称。
更为复杂的是，要有目击证人。
考古报告完全是客观的吗？考古为什么难？历史为什么难？历史为什么不容易说清楚？因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都是人，人是最复杂的。
好几个目击证人，即便你完全跟被害人没有利害关系，你还受记忆的影响——你是不是记清楚了？是不是当时在意了？还是一些是有意的，比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连法律都豁免这样的事。
二三十年以前的事儿，许多都根本说不清楚了，何况两三千年以前，甚至四五千年以前的事儿呢。
所以我说，观史需要距离感。
有的时候，考古上能说清楚的，可能比近现代史上说得还清楚，因为它有了足够的距离。
这个希望大家理解。
看理想：您觉得二里头这个案子要破的话，决定性的证据会是什么？
许宏：大家都说我的条件太苛刻了——像甲骨文那样，当时的、带有自证性的文书档案。
那个东西太苛刻了，也许永远发现不了。
我相信，二里头人是应该发明了文字的，因为它的社会结构太复杂。
在那么复杂的社会结构里，二里头人还没有文字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如果他们没像殷墟人那样，没有在甲骨上刻字的习俗，而是写在丝帛上、刻在木头上、写在竹子上，也许我们就永远发现不了。
殷墟甲骨文就是一个最好的旁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当代中国人，一定要把这东西搞清楚？它是不是考古人能够完全解答的问题？它是不是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考虑。
宫本一夫先生就不认可把良渚、二里头这些进入社会复杂化阶段的社会组织，叫作初期国家。
他认为这是“首长制社会”
，一个日语概念，英文就是“”
——酋邦。
酋邦是介于平等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前国家时代的不平等社会。
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道门槛。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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