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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可以互换，构成考古学整合研究层面的“解释”
体系。
现在看来，在众多的“解释”
工作中，应当区分出“假说”
和“非假说”
两个概念，而这里，暂以“推论”
来表述这种“非假说”
。
我以为，“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
属于假说，和“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
是一样的性质，而“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属于解释性的“推论”
。
理论上讲，来自传世文献的夏王朝（如果存在）和曹操高陵的遗存都是需要验证且可以验证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唯一性或曰排他性，只要有确凿的文字材料出土，问题即可解决。
而什么遗存可以被看作“最早的中国”
这类命题，则是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证真或证伪的。
它只是学者个人对历史文化进程给出的一种推论、一种解释，没有唯一或排他的标准，只是一家之言。
“中国”
的概念有多种，仅在古代中国就有六七种之多。
何努先生可能认为陶寺是最早的中国，李零先生可能认可西周才是真正的最早的中国，只要自圆其说，概念和推论过程周延，就可以成立。
▍ 北京大学文研院沙龙《最中国：陶寺与二里头》海报
我认可最早的“中国”
可以解释为“中央之城”
或“中央之邦”
，“最早的中国”
可以定义为东亚大陆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
、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
总体上看，这是取狭义的政体意义上的“中国”
之意。
作为一家之言，将其落实在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无论是二里头这一“点”
，还是辐射出的一个“面”
，都符合我个人对“最早的中国”
的认知。
我认为与此前的文化相比，二里头产生了质变。
“最早的中国”
的观点不是权威发布，不是一个等待验证的假说，它只是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百家争鸣中的一说，并不排他。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和西方考古学走了一条相当不同的路。
你怎么看中西考古学比较的问题？考古学的研究，该强调共性还是差异？
许宏：首先，我们因为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重史证史传统，在考古学上也显现出了自身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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