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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原文明本位的视角，才能感知早期中国的独特魅力——《经济观察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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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公共媒体中说起二里头，许宏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采访中的许宏和我在无数次公众场合的演讲中所见到的一样，诚恳、热诚，对于他所认定的学术底线却有着一种执拗的坚持。
当今天的全国各地，纷纷以古代圣王的故里作为开发旅游与招商引资的招牌，甚至不少专业学者为之背书站台之际，许宏始终认为如果没有文字材料的出现，夏朝的信史地位便不能确定。
他笑言自己是“屁股决定脑袋”
，作为考古学者进入历史现场，考古学的工具理性以及实证方法是他理解早期文明的首要因素。
他理解百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早期文明溯源的朴素的民族情感，却无法让自己随波逐流置身其中。
许宏的大陆同行批评他“疑古过甚”
“过于强调考古学本位缺乏经典文献的佐证”
，而中国台湾学者黄铭崇则认为许宏的思维模式依旧是“中原中心论”
。
对常常处于旋涡中心的许宏来说，他认为任何学术批评其实都来自不同视角、语境内对于早期中国的界定，正是在这种多重视角的交叠中，文明的意义与考古学的独特价值会在争鸣中慢慢浮现，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是非之分。
在去年（2019年）完成了主编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后，许宏笑言自己要由考古人向“非虚构作家”
转型，相比于考古报告，他更希望向大众奉上《何以中国》这样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语言的作品，他想像他的前辈学者张光直一样，把中国文明放在同时期世界文明的语境下来进行对话、考察，在大历史的框架下，追溯今天的我们与遥远的先民之间断裂间的延续。
他作为主笔之一的《中国通史大师课》无疑体现了他的抱负与尝试。
他的关注不再是二里头一隅，他希望能通过二里头把视野移向更广远的东亚大陆与欧亚大陆，通过梳理、归纳物质文明与技术交流的过程，勾勒出在世界文明的广阔背景下，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中国与世界又是如何深刻地彼此浸润、镶嵌的。
人类学家克拉克认为考古学遗存的残缺本质使考古学研究不是一个一望可知的复原，而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阐释也许比复原更重要。
这句话同样可以放在近代中国考古学界探索与阐释的学术史之中，从学界今天争论不休的关于二里头是否为夏都以及从古至今对于“中国”
概念的争相解读，同样在考古学者身上投射出他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的焦虑。
许宏的解读也许不是距离历史真实最近的，却是让我们看见在国族主义背景下生发出的考古学之外的另一种尝试。
真理未必常常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集体无意识催发下的种子却永远不会诞生出真理。
经济观察报：《中国通史大师课》是一本面对大众读者的读物。
大众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一部分出自猎奇探秘的心理，一部分源自民族自尊心的驱动，希望用文明的长度来证明本国文明的延续性。
面对这两种心态，您认为作为一个向大众写作的考古学者，应该具有怎样的责任感？
许宏：如果问挑战在哪里，我作为田野考古出身的学者，无论是写普及性作品，还是做中国通史大师课的音频课，让我有感触的是两个方面。
首先，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众的文化素养在提高，像我这样的田野考古人成为“网红”
在三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值得欣慰的，而且我越来越感到公众的接受能力不断增强。
不管是讲座的提问还是网上的互动，朋友们提问与交流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这是很难得的。
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们向公众传达内容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些朋友还是有听不懂或者难以理解的时候，我觉得这主要是学术内容向大众语言转换过程中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从我2009年开博客，同时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出版，之后几乎是10年时间的磨合，我觉得自己现在依然还在做语言转换的努力，就是希望把那些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专业知识变得更容易让公众接受。
今年是我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第20年，我开玩笑说我要从田野考古人转身为“作家”
——非虚构作家了。
《最早的中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了，也可以看作面向公众的非虚构作品。
我也愿意花更多的精力，继续写这样的作品。
所以第一方面的挑战，还是希望公众再更多地掌握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底蕴，我自己作为考古人也愿意做这方面的努力。
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
其次，我痛感我们以前的历史教育是一种标准答案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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