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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必须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
▍ 在故宫参加紫禁城论坛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幽冥世界的讲究与秩序》一章中您关注的是中国早期的信仰世界。
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美洲印第安文明共有一个“环太平洋底层”
，都属于萨满教文明。
在您看来“萨满说”
是否影响了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和知识世界？
许宏：现在看来，中国古代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由于同处太平洋区域，之间有一定的交流和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美洲人本来就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通过东北亚进入美洲的，其后更不能排除有人群陆续进入美洲的可能性。
退而言之，即便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在大致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也有可能生发出一些相近的文化形态，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环境适应的产物。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他们二者都属于萨满教文明，把中国也纳入萨满教系统，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没有得到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同，也就是说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仅仅是一个假说。
比如说张光直先生说的商王朝，尽管充满着巫术色彩，但是中国古代人祭祀的鬼神是自己死去的祖先。
大家认为表层上商文明跟萨满文明比较像，但是中原王朝文明的骨子里还是信奉祖先崇拜、重宗法、重功利、王权高于神权、政教合一这套价值体系，这跟信奉多神的、偏于原始的萨满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
我个人在早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预研究中接了一个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的课题。
我当年把早期中国文化分成礼乐文化和非礼乐文化，最初的东亚大陆各地在礼乐文化之前都是非礼乐文化。
考古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
，就是由商周王朝已知的礼制遗存和礼乐制度往前追溯。
礼制遗存包括礼制建筑和礼器。
比如二里头是现在所公认的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再往上追到龙山时期的一些大型夯土建筑，可以认为是二里头宫室建筑的前身，但是再往前就追溯不到了。
二里头遗址是第一个出土了青铜礼器群并发现了青铜铸造作坊的遗址，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礼容器、酒器，是重酒的组合，这代表了三代青铜文明的特质。
往上追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遗址就根本看不出重酒还是重食的组合，说明当时的礼制还没有完整形成，越往前追溯发现礼乐文明的痕迹越浅。
这说明礼乐文化是后来才产生的，之前的早期中国充斥着泛神论的各种非礼乐文化。
▍ 萨满的服装，公元19—20世纪
▍ 三代青铜礼器的传承与演变（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年）
萨满教从广义来说就是一种非礼乐的文化，中原礼乐文化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直往外扩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推广到了战国七雄所覆盖的范围。
非礼乐文化一直被礼乐文明向外推，战国时期的楚人还“信巫鬼，重**祀”
，说明当时楚地还不属于礼乐文明，后来一点点地被礼乐文化所覆盖。
近代东北地区的萨满教信仰，其实就是被礼乐文化向外驱赶的结果。
所以我们一般不认为萨满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经济观察报：近代学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商代与周代之间存在一场制度与典礼之间的革命，使得早期文化由商代的“狞厉文化”
转变成为“宽厚文化”
，这种说法也分别得到了后代学者的挑战。
在您看来，商代文明中的巫傩色彩与周代的人文精神对之后的中国文明又有怎样的影响？
许宏：像王国维先生这样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一提案在学术史上是浓重的一笔。
从周代开始的人文主义这套价值观在古代中国成为主流，巫傩色彩逐渐暗淡。
如果说二里头这一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之前的早期文明，属于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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