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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头文化陶鼎（左）、陶鬲
由于东亚大陆东南用鼎，西北用鬲，可以说鼎是东亚大陆原生的，然而鬲也不是现在的域外发明的，而是从晋陕高原一带传播过来的，实际上鼎、鬲两种器物都是炊器。
由于北方是粟黍文明，南方是稻米文明，因为食物及其烹饪方式的不同才有炊器的不同，所以整个古代中国文明是建立在两大生态文化基础上的。
鬲的使用范围有些在早期中国域外，但是在现在的新中国范围内，这一点务请公众朋友们意识到，没有一成不变的“中国”
概念，中国的生命史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
至于更远的外来文明，比如我们刚才谈到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是外来的，但是外来文明因素与技术传播到中原的过程并不是几个月内急行军般地传播、扩散，而基本上是接力式的，几代人在几个区域，以时间换空间，慢慢流转。
比如殷墟的车马肯定是外来的，东亚大陆在殷墟时代之前是没有马车的，但是我不认为马车是从高加索大草原直接传过来的，至少是与商人关系最密切的晋陕高原、燕山南北的土著居民，在掌握了马车的制造与操作技术之后，在与殷人折冲交往的过程之后（可能是通过战争，也可能是和平共处的贸易、婚嫁等交流），使得商人掌握了马车的制造和使用技术。
比如说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研究员提到过的一个概念叫“文化包裹”
——青铜、绵羊、小麦，以及黄牛、马、车这些事物与技术等都是通过欧亚大陆，从西向东最终到达东亚大陆的。
在二里头时代前后，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1000多年的时间，许多文化因素已经被考古学者确定是外来的，到最后它们成为早期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
▍ 殷墟车马坑
经济观察报：今年良渚遗产申遗，组委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
在您看来，国家与文明之间的界限是什么？而古国（邦国）与之后广域王权国家的特征又有什么不同？
许宏：面对文明、国家、古国、邦国、王国这些学者概括总结出来的概念，公众常常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现在中国学者倾向于对文明做狭义的理解，一般引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定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我们往往把文明和国家画等号，认为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同一个历史事物的不同表述。
也即，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家产生之后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
目前我们使用的“文明”
（civilization）的概念是舶来品。
从西方开始，一百个学者对文明的解释就有一百种，从来没有统一过。
不少学者倾向于文明的概念应该大于国家，广义的文明就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然而最广的文明的概念，已经和文化同步了，也就是有了人类就有文明，这样就消弭了文明作为文化发展较高层次阶段的内涵。
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较高阶段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定义是合适的，但是不是要限定在国家出现的阶段，是可以讨论的。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对文明的定义做狭义的理解，而是往前追溯，有人追溯到农业起源、艺术起源，甚至人类人工制品显现的艺术萌芽，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人类人工控制火也可以视作文明的起源。
也就是说，当人类智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有了文明，文明像一条河，源远流长，而非一道门槛。
任何学者的说法都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定义上的差别。
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二里头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存在着区域性的原初国家，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甚至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已经是国家。
苏秉琦先生把这种邦国林立的状态称之为“满天星斗”
，学术界认为进入了古国或者邦国时代。
在独一无二、排他性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东亚大陆存在一个列国林立的阶段。
良渚就可以归到这个阶段，良渚是前中国时代“满天星斗”
中最亮的一颗星。
而二里头—二里岗—殷墟—西周这一谱系则是中国青铜时代王朝文明的主流。
如果把它们所代表的早期中国比作一棵大树的话，良渚、陶寺和石峁等政治实体是分枝，而主干形成于二里头；如果把以二里头为先导的王朝文明——早期中国比喻为河流的干流的话，那么此前的古国或邦国就是支流，任何一个处于孕育阶段的区域性的政体都没法代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支撑起的中国这个概念。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经济观察报：我们对考古学的认识大多是来自1928年安阳发掘之后，然而民国以来的考古学者比如大谷光瑞、橘瑞超对于西北的关注，鸟居龙藏、谢阁兰等人对西南地区的开掘也卓有成就。
包括张光直晚年在台湾地区的勘探，也都试图在中原视角之外，找到新的发现。
在您看来，考古学研究是否也需要一次“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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