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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尤里安禁止基督教教师阐释异教徒的经典著作，也就是说剥夺他们的谋生手段时就开始逐渐产生。
他的这一政策招致各方的谴责。
少数基督徒，如阿波利拿里（Apollinarii）父子挑战这一政策，他们尽量将《旧约全书》用古希腊格律翻译改写成诗歌，而将《新约全书》改编成柏拉图式的对话录。
更具影响力的个例是纳西盎的格里高利，他不但写出了具有很高修辞学技巧的布道文，同时还撰写了可与古代作品一较高下的信件和诗歌，他的这些努力使其成为拜占庭时代的文学典范和最广为后人模仿的基督教作家。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基督教缺乏用于教学的文学作品的弊端。
因此，世俗教育得以保留原有的地位，仅仅被加上了“健康警告”
：要求基督徒男孩摒弃古代众神伤风败俗的那些故事，而要集中精力学习好的和有用的东西。
此外，如教会史学家苏格拉底在5世纪40年代所言，教会对“希腊的”
（也就是多神教的）教育应该既不赞成也不拒绝，这才是最有利的。
因为基督教经典中没有教给信徒逻辑学的辩论术，因此当和敌人辩论真理时，基督徒就只能运用多神教徒的武器以牙还牙了。
结果，曾经得益于修辞学教育的基督教领袖在布道和撰写箴言时，使用的正是他们从学校学到的东西，这不仅可以从纳西盎的格里高利的作品中得到证实，而且“金口”
约翰、尼萨的格里高利、恺撒里亚的巴西尔等其他一大批人都是如此。
在日常布道中，没有人不运用演讲技巧来吸引听众。
只是到380年前后，基督教才在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下成为国教。
君士坦丁只是个人青睐基督教，他不发布和之前罗马皇帝截然不同的法令，但是他提拔基督徒进入政府机关，并为教会大量捐款，为宗教团体和殉教士圣所修建大批奢华的建筑。
一步一步地，他发现自己作为仲裁者和执行者逐渐卷入宗教争端。
教会陷入深深的分裂之中。
基督徒心中还残留着大迫害时代（303—311年）的恐惧，这场迫害招致难以抚平的怨恨。
突然，金钱和梦寐以求的各种特权如洪水般大量涌来，教会在传统上没有稳固的统治结构来处理自身内部的事务，因此基督徒表现出过度强烈的情绪来恳求救世主皇帝为他们解决一切麻烦，即使那些事和皇帝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当阿里乌教义争端爆发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个问题的核心本来属于纯哲学范畴。
亚历山大里亚的长老阿里乌提出，圣子基督在世间万物之先由圣父所造，因此他与圣父不同质。
这种观点源于伟大的神学家奥利金（en）的理论，在知识界有相当广泛的支持者，但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亚历山大非常武断地反对这种看法。
君士坦丁接到调解争端的请求后，史无前例地召集全体主教参加会议，与会总人数有300人左右。
他们于325年5月在尼西亚城寂静的湖畔集会。
会议在皇帝的行宫也就是在君士坦丁的控制下召开，尽管所有的记录都显示他表现得十分得体，但是毫无疑问他才是真正的主宰。
他并不打算去理解这场神学争端，但是强调所有主教必须达成共识。
不出所料，会议实现了他的目标：300人中只有5人拒绝在信经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其中还有3人后来改变了主意。
阿里乌遭到流放，其书籍也被下令焚毁。
任何藏匿这些书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绝不留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会议召开前数月，君士坦丁给亚历山大和阿里乌写过一封同样的信，指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争论都是些琐碎和对于崇敬上帝无足轻重的事情。
他强烈要求他们向哲学家学习，因为哲学家能在分歧面前求同存异，同时维护教义的统一。
那么为什么他随后卷入这场极为晦涩难懂又让他觉得毫无意义的神学争论呢？很可能是因为他认识到，争吵不休的主教自己不能实现和解，因此别无他路。
他认为压制不同意见是他的责任，如他在另一个场合所言：“因为这些争论，全能的神不仅会怪罪人类，同时也会怪罪我，因为他将地上万物交付于我。”
这是一个非常罗马式的态度：君士坦丁作为大祭司长，有责任恰当地敬奉和尊崇神灵，但是却不用参与哲学论争。
然而尼西亚会议，即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却是迫使皇帝去考虑某种不应是他考虑范围的事情，也就是说定义正统教义，并将它强加于反对者，如果需要的话，皇帝可以使用他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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