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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调圣像和它“原型”
之间关系的方法逐渐变成后来争论的神学基础。
利奥三世对这场争论没有做出任何神学贡献。
他确实从来没有用神学的眼光看待这场争论。
他关注的是其众多臣民热衷于圣像崇拜，这看起来十分危险，就像是上帝所禁止的“堕落和崇拜圣像”
（《申命记》5:9），这一点没有人否认。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反对毁坏圣像最初具有神学性质。
君士坦丁堡牧首日耳曼努斯为圣像辩护的信件，特别是他于730年以前写给克劳迪堡主教托马斯（Thomas）的信件，事实上根本没有涉及神学或偶像崇拜的问题。
日耳曼努斯感到担忧的是，禁止圣像崇拜只能证明教会长期犯错，这就恰好帮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忙。
正是君士坦丁五世在754年召开的希厄里亚（Hieria）大公会议上采取了决定性步骤：鉴于基督具有的神性和人性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因此只有其人性部分能够确定和定义，并具有绘画的必要性。
而且通过描绘基督，人们才能区分神、人两性，或者也能限定神性的范围。
神性之不可描绘性将单纯的错误变成了异端思想，这已经不是以前争论的问题。
圣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了：此时，系统表现神性本身成了问题。
毁坏圣像运动渐趋汇集成为神学争论加上迫害活动，特别是对僧侣的迫害。
对关键证据的研究难以支持这样的观点。
当发生迫害时，迫害活动显然更多地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宗教原因。
最确定的受难者是小圣斯蒂芬，他曾卷入一系列反对皇帝的宫廷阴谋活动，一批高级军事将领和达官贵族也参与其中。
只是在这个时候，君士坦丁五世“才举行公开贬损和侮辱修道生活习俗的活动，他下令每个僧侣都要手牵手地领着个女人走过大竞技场，同时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和羞辱”
。
在此之前，许多修道院毫无疑问尚未受到过冲击，它们的权利在那部被称为《选编》的法典里确实得到了公开的尊敬，而这部法典就是以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名义颁布的。
同时，据说一系列修道院遭到了君士坦丁五世的亵渎，它们因为在接受检查时受到极大的怀疑而被关闭。
在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期间，与牧首的谈话是尝试性的，采取的行动都尽可能地容易：“我们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就是与狄奥多特（Theodotos，牧首，815—821年在任）谈一次话，而后你们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各人回到各自的修道院去，继续保持你们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从严于律己的伊格纳条斯（Ignatios）的生平传记中找到的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位未来的牧首曾担任与毁坏圣像派官方教会保持合作的修道院院长。
圣狄奥多尔的信件揭示出一段错乱的斗争。
他有一封信是写给教宗波普·帕斯卡（PopePaschal）的，乞求教宗让整个世界都听到“那些胆敢这样做的家伙都被您一一开除了教籍”
。
劝说教宗开除皇帝的教籍的确是一项发明，现代读者可能不会一下子洞悉其隐喻，但是其成功之处在于向所有潜在的篡位者发出鼓励性的信号。
崇拜圣像派狂热地证明自己突破法律限制的必要理由。
牧首尼基弗鲁斯事实上强烈反对在毁坏圣像的当权者统治下遵守法律。
他说，有太多教士“按照政治法律行事，还承认行政权威。
这不是雅各（Jacob）的遗风，也不是靠虔诚主宰其教义和思想的人的处世方式”
。
主张毁坏圣像的皇帝在军队和民众中大得人心是不能怀疑的，而他们刻意追求民心也是不能否认的。
君士坦丁五世提高了君士坦丁堡的生活水平，直到他去世后很久。
牧首尼基弗鲁斯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这个皇帝的统治只是让人回忆起一种充足而廉价的食物，“他们对他统治时期的吹嘘不过都是些胡说八道”
，实际上，他顿了一下说，这是个充满了“瘟疫、地震、流星、饥馑和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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