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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儿子年纪尚幼，而摄政的政府当局很不得人心，从而在1182年的一次暴力政变中被推翻；三年后，篡位皇帝安德罗尼卡一世·科穆宁（AndronikosⅠKomnenos）死于民众骚乱，其继承者伊萨克二世·安耶洛斯（Isaagelos）虽然幸免于多次叛乱，但是在1195年的宫廷阴谋中被其兄弟阿莱克修斯三世所取代。
这次混乱的皇位继承斗争削弱了王朝的延续性和稳固性，拜占庭国家当时的实力恰好越来越依赖于王朝的稳固性。
好战而具掠夺性的邻国和野心勃勃的臣属看到了他们的机会。
1185年，西西里人对帝国心腹地区的攻击被击败，一些被占领的城市如地拉修（Dyrra）和塞萨洛尼基也先后被收复，但是拜占庭帝国的边远地区开始被侵蚀。
匈牙利国王和突厥苏丹夺取了一些边境地区；塞尔维亚人和亚美尼亚君主摆脱了帝国的宗主权；被驱逐流亡的帝国奇里乞亚总督伊萨克·科穆宁（Isaanenos）在塞浦路斯建立起独立政权。
最糟糕的还是海姆斯山区的弗拉赫人（Vlachs），他们在彼得·阿森（PeterAsen）和伊凡·阿森（IvanAsan）两兄弟领导下发动起义，在多瑙河北岸库曼人的支持下，凭借其坚不可摧的山地要塞之利，击溃了所有帝国军队的反击，并向南部色雷斯地区扩张。
君士坦丁堡腹地暴露在敌人的洗劫攻击下，他们刻意重新建立西蒙和塞缪尔的保加利亚帝国，但是却丝毫不考虑是否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认。
就像与他们同时代的塞尔维亚君主斯特凡一样，彼得和伊凡的兄弟及继承者，保加利亚的卡罗甘（Kalojan，或称Johanitza）设法从教宗英诺森三世（IⅢ）那里获得了王冠。
土地、海洋和人民
780—1204年间，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变动剧烈。
不仅帝国疆域的扩张和收缩非常大，而且其疆域的重心及中央地带也完全从小亚细亚转移到巴尔干半岛。
与此同时，某些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
其地理地貌仍然保持着地中海北部地区的典型特征，主要为农业经济，重点生产麦类、酒和橄榄油，辅之以多种多样的畜牧业和未开发的森林和湿地物产。
拜占庭帝国自给自足，除了远东的香料和俄罗斯的毛皮外，能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物产。
其经济支撑着众多人口，在此期间其人口增加了一倍，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移民运动，构成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犹太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民族融合。
特别是，帝国主要疆域边境的扩张和收缩由于其海岸、首都非常稳固而得到平衡，其领土资源的调度符合国家利益。
帝国边缘地带出现的这种城市繁华现象部分是由于中心地区强制税收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当局格外关注边境地区安定的结果。
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发达的政治理念，也没有现代专制国家残暴的国家机器，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国营经济。
但是，没有任何人力或物质资源不是在国家宣称的控制和剥削范围之内，也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或社会制度不是来源于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资源调配。
到12世纪，这种调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世俗和教会权贵越来越多地控制其份额，他们或者享有免除日益增加的税收和劳役负担的权利，或者被授予越来越多收归国有的大量地产。
然而，目的都是相同的：最大限度地进行经济剥削和军事招募，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防护和物品供应，确保皇帝统治。
拜占庭帝国如同所有其他中世纪的政府，始终关注防止农民弃耕农用土地，保持农耕地的生产。
帝国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中世纪国家更注意通过从一地向另一地大规模移民来解决劳动力、兵员和安全的问题。
拜占庭帝国还非常有效地保持其贵族阶层的稳定，他们依赖中央朝廷维持各自的富有和地位，在这个方面帝国是无与伦比的。
9—10世纪，几个把控着主要军队司令职位的小亚细亚大家族看起来都在逐渐变为像中世纪西欧封建贵族一样的土地权贵，他们拥有强大的领地权力基础，拥有当地大地产和地方武装。
但是，在这些大贵族中的福卡斯和斯科莱罗（Skleros）两大家族于976—989年几乎就要夺取皇帝巴西尔二世的皇位后，巴西尔便千方百计设法削弱贵族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没收他们的产业，取消他们通过购买和馈赠得到土地的机会，让他们接受短期的军事调令离开各自的地方。
许多重要的拜占庭大家族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地方根基，特别是在亚得里亚堡和特拉布宗等地。
但是11—12世纪的拜占庭上流社会整体上明显缺乏地方主义和地方观念，这可能造成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地区统治的瓦解；很明显，这也对帝国能在如此众多高级官员失去领地后仍然长期存在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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