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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督王国仍在未来、基督复临和末日审判的说法,基督王国应该高居于所有现世帝国之上,包括罗马这个《但以理书》(Daniel)中预言相继出现的四大帝国中最后的帝国在内。
依据天国就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是基督在人间服事的结果的说法,天国由教会代表,是由过着隐居生活或集体禁欲修道生活的圣徒构成的,是所有行圣餐礼的信徒都能够感受到的。
他们聚集在装饰着天国小宇宙、天使和圣徒神圣绘画的建筑中,而明显不穿戴帝王大礼服的基督画像则高居所有天使和圣徒之上。
教会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教阶等级、自己的法规、自己的大量财富、自己的选举程序和议事大会;其完善性就存在于保持这些自由,不受世俗权力的干涉,并匡正统治者道义上的过度行为。
在这些基本原则方面,拜占庭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完全一样。
的确,帝王尊崇教士权威的举动正是从西方学来的,比如有关教宗斯尔维斯特一世(SilvesterⅠ)接受君士坦丁的忏悔并为他洗礼的传说,以及圣安布罗斯(StAmbrose)在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屠杀塞萨洛尼基竞技党民众之后,拒绝这位皇帝进入教堂圣地的传说。
但是,拜占庭帝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认定基督时代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人间四大帝国的最后一个,而是基督的“第五王国”
,皇帝和基督据说是“共同统治”
,这种说法使人想到了《启示录》(Revelation)中预言的圣徒的千年统治。
皇帝参与统治圣徒国度的思想有多种表达方式:君士坦丁大帝被封圣为“第十三使徒”
;在位皇帝正式采用“神圣”
或“圣人”
的称号;皇帝在圣礼仪式开始进入教堂圣地时,或为人民祈祷时,或发表特别布道演说(silentia)时,就获得了准教士的身份;692年铸造的金币在毁坏圣像运动之后得到恢复,金币正面(也就是“头像”
一面)印制基督像,而皇帝像则印制在背面;教会法这类大部头正典法律来源于帝国立法。
在皇宫宏伟的教堂中能够最清楚地看到教会和国家的融合。
这里有他们自己的教士群体,能够被说服来为皇帝举行典礼仪式,例如未经牧首批准的非法婚姻。
皇宫大教堂也典藏有一些最为珍贵的圣物,君士坦丁堡因此而闻名天下;圣母教堂供奉着被认为是基督受难的“真十字架”
的主要圣物。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这些圣物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巴黎,它们都被收藏在路易九世(LouisⅨ,即StLouis)特地修建的教堂里,他也因此把天主教与国家之间的融合具体落实在法国的古代统治(anregime)中。
路易九世适合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确定的政治和宗教文化,这种文化清晰地表达出罗马教宗为首的普世教阶制度和世俗国家君王统治之间明确的区别。
这样一种区别在拜占庭帝国是难以理解的,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就位于牧首主教堂的下个街区。
拜占庭帝国有自己的改革运动,以及其认定的宗教领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9世纪伟大的佛提乌和11世纪的米海尔·克洛拉里奥斯(MichaelKeroularios),他们提升了教会权威的优先地位。
然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从世俗政治官职上转入教会职位的。
毁坏圣像派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教会对皇帝“残暴统治”
的胜利,但是皇帝继续强制任免教会人选并安插他们希望的代表,他们受到的批评只是死后盖棺论定的名声而已。
无论如何,最倾向于干预教会事务的皇帝也是最勤勉亲政的改革者。
当西方的格里高利改革从教会管辖权中排斥君主的时候,11—12世纪拜占庭教会的改革则促使皇帝采用教会上位者(Churchsepistemonarches)这个正式名号,也就是教会纪律的最高立法者。
[1] 英文原版误作1042年。
本书第167页的相同更改不再出注。
[2]英文原版误作1033。
[3]英文原版误作912年。
[4] 英文原版误作962年。
[5] 英文原版误作1042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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