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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书籍都写在卷轴纸草上。
通常，作品都只写在一面，词与词之间没有断句，用大写字母抄写，不标注重音（这在希腊语中非常容易导致混乱）。
为了便利的缘故，每个纸草卷轴都不可能太长，例如《伊利亚特》（Iliad）这部作品，没有一本“书”
超过900诗节，相应地约有30个“书页”
，这样整个史诗就需要24个卷轴。
纸草文书只在埃及生产，相对便宜和保存久远，但是，这种古代的形式也有一些缺点：它所占的保存空间太多，单个卷轴“书”
所包含的文献内容太少，而且要想找到某个段落也非常困难。
1—4世纪，装订成册的书籍，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成本书逐渐取代了卷轴纸草书，这是整个文献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
装订成册的书籍能够比卷轴书容纳多得多的内容，特别是它的书页都是由可以进行两面抄写的羊皮纸构成，这样一来，全部《伊利亚特》作品都能够适当地写入一本书中。
它节省了书架的空间，还非常容易对某些段落进行标注，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非常喜欢把他们的《圣经》装订成册的原因。
为找到当天阅读的内容，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书中插入标记。
此外，《圣经》是本超长的书：仅仅《旧约》就有可能长达十几个卷轴书。
而装订成册的《圣经》是由羊皮纸做成的书，价格非常昂贵，其原因是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埃及地区先后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所占领，纸草的供给虽然并没有完全中断，却大为减少，此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书籍的生产问题得到解决，才又发生新的进步。
人们开始使用草写小字抄写书籍，其年代尚不能准确确定，但是可以肯定是在8世纪末之前：现存最早的能够确定年代的书籍是斯塔迪乌斯（Studius）修道院抄写的书，其年代在835年。
小写体不能被说成是一项发明，因为草书形式早就被用来书写文件了，但是这种形式一直是特殊的字体，只有受过训练的文书人员才会使用。
这种形式需要被接受用于生产书籍，也需要读者逐渐习惯阅读它。
这就是说小写体具有明显的好处：书写更加紧密，因此需要的羊皮纸更少；而且书写起来更快，因为书写中不必每写一个字母就抬起笔来。
书写形式逐渐转变为小写体的过程也称为文字书写转型，也不是纯粹机械化的，而更像是一种新排版形式的变化。
所有的词语都被分开书写，并标注了重音。
标点符号的运用也逐渐频繁。
此外，原有的章法被打破了。
换言之，排版编辑都不得不符合文献本身的要求。
直到10世纪中期前后，小写和大写（安色尔字体）混用。
此后，安色尔字体除用于标题外几乎很少见了。
后来再度发生字体变革，这种安色尔字体无论是在装订成册的书籍还是在卷轴书籍中就都逐渐废弃不用了。
书写字体转变的过程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一点都不令人惊奇。
有证据表明，这个过程从学术领域看首先开始于科学和哲学论文，而后扩展到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最后结束于诗人。
如果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从最早时代直到古代晚期的全部希腊成文文献，那么毫无疑问，它经历过逐渐简化精炼的过程：5—6世纪的简化变动远比9世纪的变化大得多，而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的相当大部分已经消失。
我们还说不出来这种简化的大概形式，但还是可以提供一些例证。
在埃及一些并非主要的学术中心地区，人们发现了一些埃及纸草文书，使我们了解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文学文献，其中最有名的是剧作家美南德尔（Menander），他也是新戏剧最著名的倡导者，但是在拜占庭时期逐渐默默无闻。
约翰·斯托比乌斯（JohnStobaeus，5世纪人）在其名言集萃中引用385位作者的话，其中大部分我们只知其名。
（现在人们最为了解的）佛提乌拥有斯托比乌斯这本书的全文本，我们现在仅存其中一部分。
（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斯蒂发努斯（Stephanus）完成的名为《引得》（Ethnica）的地理学地名词典也大体类似于这种情况。
像斯托比乌斯和斯蒂发努斯这样的作家在其参考书目中抄袭了更古老文献汇编中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就算我们承认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情不自禁地要扪心自问，查士丁尼时代哪来的这么多仍旧可以查阅的书籍？在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二世于公元357年以前建造的教堂里有一个世俗作家公共图书馆，476年被大火烧毁，损失了12万卷书籍（是这样宣称的）——如果这些书都是卷轴书的话，这个数字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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