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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可能部分因为像宫廷礼服和公主之类有价值且珍贵的“东西”
太稀罕，部分因为这些非常稀罕的“东西”
对有主见的君主开放的范围更大。
如果可以使用一种当地语言编写文献的话，那他就可能抓住机会培植一批有教养的贵族和可能的属下，而且会出现规模可观的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教士，进而就能掌控一个关系更紧密、更复杂成熟的宗教文化网络。
这样的选择对于斯拉夫人是适用的，用一种能够表达清晰的字母形式拼写斯拉夫口语方言，这种形式的文字也应是明白易懂且适合希腊文《圣经》翻译的文学语言，基督教礼仪官员和教会教父关于信仰的教诲都能够以此进行翻译。
这套文字体系是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出来的，其兄弟美多迪乌斯则与他一起完成翻译任务，并在君士坦丁-西里尔于867年去世后继续进行翻译，完成和编纂大量新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就包括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的生平传记。
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表明，拜占庭当局派遣传教士前往摩拉维亚之初就曾预先设计好了如此大规模的翻译计划。
最初好像是这兄弟俩在远离帝国朝廷的中欧地区进行翻译，而许多朝廷官员也可能有理由怀疑这样给斯拉夫君主（artes）创造一套适用的政治文化是否有意义。
美多迪乌斯的几个很有天赋的弟子，以及一些翻译文本在885年美多迪乌斯去世后仍然为保加利亚的鲍里斯所用。
鲍里斯欣赏当时新翻译的纯文学作品的魅力，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的布道工作，而且也提升了他自己的地位。
但是只有在其儿子西蒙时期，翻译工作才得到全面发展，他鼓励翻译教父关于信仰教条和布道词的论文，他本人也亲自担任贵族的直接教育者，成为全国普通臣民的启蒙者。
他从统治之初就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使用“强制力”
来贯彻其主张，要求皇帝承认其自治，并受到尊敬的对待。
这些要求和其以后要求被承认为沙皇都使他成为帝国当局的“威胁”
，而他自918年以后对帝国欧洲省区的入侵和洗劫**，在普通拜占庭人看来，更使他成为“沾满了基督徒鲜血的罪人”
。
西蒙的暴虐及其后来一直坚持独立自治的基督教政策，都强化了诸如君士坦丁七世这样的拜占庭皇帝对向所有民族的君主主动传教的质疑。
正是这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认为，拜占庭“传教帝国”
缺乏思想内核。
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那就过分低估了中世纪早期任何企图通过和平手段改变巴尔干半岛和欧亚地区社会与文化习俗的行动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忽视了活跃在帝国外部边境地区的僧侣和教会的作用。
那些活跃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家绝没有轻视这些驻外传教士的重要性，他们有时千方百计利用后者，并与后者保持联系。
当米海尔三世应摩拉维亚人的要求挑选君士坦丁-西里尔及其兄弟美多迪乌斯去传教时，就是看中他们贯彻信仰的可靠性，以及与听众直接交流的能力。
根据美多迪乌斯生平传记的记载，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塞萨洛尼基人，塞萨洛尼基人都会讲流利的斯拉夫话。”
兄弟俩可能都担任过这个大都市政府的高等教育成员，而且他们还都有一些边境地区“民族”
的血缘关系，他们具有的语言技巧和才能恰好能适用于米海尔三世的计划。
而帝国其他决策者都显示出他们深知派遣这个城市周围来的人进行传教工作的好处。
由巴西尔一世的孙子君士坦丁七世撰写的巴西尔传记记载，他派去保加利亚的不是贵族高官而是“从山野土洞召集来的虔诚的僧侣”
。
不仅仅是其宣传讲解的能力和讲斯拉夫话的能力，他们自信廉洁，具有基督徒的其他优良品行，这些都增加了他们从事传教工作时可以信赖的声誉。
传播基督教福音的许多工作大多由僧侣社团非正式地甚至在无意间从事，它们早已在帝国边境内外边远地区建立起来。
有许多修道院的证据主要来自考古学，而各地遗址的年代和有关它们的准确来源与档案材料的解释也经常充满争议。
但是有一点几乎没有争议，那就是早在鲍里斯皈依基督教以前，保加利亚就建立起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了。
它们非常可能在以前是位于属于拜占庭领土的地区内，后来在9世纪初，保加尔汗王就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
然而，还有证据表明，更往北的地区也存在过修道院，特别是在多不罗加（Dobroudja）地区穆加特拉（Murgatlar）这个地方，有几个洞窟小教堂。
有些僧侣具有突出的布道才能，但是通常没有用上，甚至在野蛮人社会更上层中也无用武之地：那位通过绘画《最后的审判》而使鲍里斯极为震撼的僧侣就是应这位君主的委托，前来绘制一幅描述终极目的的可怕而震慑人心的作品的。
这个故事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其含义还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很多僧侣凭借其绘画技巧服务于异教主导的社会。
在拜占庭世界边疆地带的许多地区都发现有和穆加特拉那些小教堂类似的小教堂，它们都还没有倒塌，这说明这些教堂都与拜占庭传教活动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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