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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都是“妄人”
。
如此说来，韩非是第一个该骂了！
其实荀卿的“法后王”
说，虽不根据于进化论，却和韩非有点关系。
荀卿不要法先王，是因为先王的制度文物太久远了，不可考了，不如后王的详备。
韩非说得更畅快：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
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
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显学》）
“参验”
即是证据。
韩非的学说最重实验，他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
作试验。
他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
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
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
故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的为巧。
无常仪的，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
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
旧本无后面三个“仪的”
，今据《外储说·左上》增）。
言行若不以“功用”
为目的，便是“妄发”
的胡说胡为，没有存在的价值。
正如《外储说·左上》举的例：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尧同年。”
〕（旧无此九字，今据马总《意林》增），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
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言行既以“功用”
为目的，我们便可用“功用”
来试验那言行的是非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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