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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信仰知识的精神（看第八篇第三章）。
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
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
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以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
况且万物无时不变，无时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变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为不是了；今人的是，将来或者又变为不是了。
所以庄子说，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当真不是“不知”
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
呢？这就是怀疑的名学。
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
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
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
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
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
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
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
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自从这种怀疑主义出世以后，人人以“不谴是非”
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
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
这两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
他们的宗旨都在于寻出一种标准，可作为是非的准则。
如今且先说功用主义。
我从前论墨子的应用主义时，曾引墨子自己的话，下应用主义的界说，如下：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
不足以迁行者，勿常。
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口也。
（《贵义篇》《耕柱篇》）
这是说，凡理论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
这是墨家的应用主义。
后来科学渐渐发达，学理的研究越进越高深，于是有坚白同异的研究，有时间空间的研究。
这些问题，在平常人眼里，觉得是最没有实用的诡辩。
所以后来发生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
如《荀子·儒效篇》说：
凡事行，有益于治者，立之；无益于治者，废之。
……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施通移），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倭指也。
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这种学说，以“有益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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