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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小说始入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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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在文学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从日文和德文翻译并出版外国文学作品。
自19世纪末以来，以严复为代表的对外国社会科学论著的翻译，以林纾为代表的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洞开的窗户外的欧风美雨给知识界带来的新鲜空气，使鲁迅这一代莘莘学子心旷神怡、激动不已。
也许因为深感这些风貌各异、炫人眼目、动人心魄的“舶来品”
的确使自己受益匪浅；也许以此意识到国家振兴、民族新生的出路在于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必要的“拿来主义”
，鲁迅很早就把文化引进和交流的重担挑在自己的肩头。
早在1903年翻译出版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之前，鲁迅就有《斯巴达之魂》和《哀尘》在《浙江潮》第5期上发表。
前者为古希腊城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爱国故事的译述，后者为法国作家雨果的短篇小说，是鲁迅正式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篇作品。
为翻译雨果的作品，鲁迅购买了八大册的《雨果作品选集》。
把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当作一件重大的事情郑重计划并着手进行，是从筹备《新生》开始的。
登载外国文学译作，本是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任务，主要由鲁迅和周作人共同完成。
鲁迅从日文和德文翻译，周作人从英文翻译。
在广泛的搜集、选择与阅读中，鲁迅把向中国同胞介绍外国作品的选择眼光集中到东欧。
鲁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特别注意的“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
。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
。
“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z）。
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
的英国诗人拜伦以及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菲律宾诗人、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黎萨等。
而对当时风靡于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以及正负盛名的德国作家霍普德曼、苏德曼，挪威的易卜生等人不大去注意。
显然，鲁迅的翻译和介绍，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
。
与鲁迅兄弟共同筹办《新生》的好友许寿裳也说：“他们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他们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
独特的选择，是鲁迅追求的用文艺改造人、改造社会的目的和鲁迅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
从更广大地开辟中国翻译的道路和方向，探求不同文字之间的翻译规则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着眼，鲁迅亦有着自己明确的追求：“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
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
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
（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信）许寿裳曾将鲁迅所翻译的作品与德文原本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
。
而任意增删原作，正是当时社会上风行的严复、林纾的翻译作品的特点，而这正是鲁迅所极力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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