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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
里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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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旧历除夕之夜，鲁迅独坐录碑，无换岁之感；1918年除夕之夜，鲁迅与刘半农、周作人热烈地讨论着如何在新的一年里在《新青年》上开设新的栏目。
从1917年到1918年，鲁迅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沉入古代去的鲁迅突进到开创新天地的先锋队伍中来。
多年来沉浸在古籍碑刻之中，在文化流传、学术演进的意义上，鲁迅的劳苦价值自不容忽视；但在个人精神状态的层面上，则属于解脱精神苦痛填补精神寂寞的无奈选择。
鲁迅骨子里是一个慷慨激昂的人。
他慷慨激昂过，而且慷慨激昂得可以。
留日时期的弃医从文是明证，洋洋洒洒的文言论文是明证，《新生》的筹办与选定《希望》作插图也是明证。
但鲁迅只得到经验：“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慷慨激昂的程度与荒原感、寂寞感成正比。
《新青年》。
原名《青年杂志》。
1915年创刊于上海。
1916年更名《新青年》，同年底迁到北京。
陈独秀主编，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
鲁迅的深入骨髓的荒原意识和寂寞感受由来已久，而且，“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
“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那亲历或旁观的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便是比《新生》更有希望的辛亥革命的居然失败，袁世凯的居然称帝，张勋的居然复辟，他的辫子军对于没辫子的人们居然那么“气焰万丈”
，中国的情形居然一天天坏下去。
这是“我以我血荐轩辕”
的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
痛苦，苦闷，甚至彻底绝望了——鲁迅许多年唯一的愿望，是在抄古碑中暗暗消去自己的生命。
其实，绝望是最大的痛苦。
“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字里行间渗漏着炎热夏季里的冰冷的苦痛。
能够如此尖细地传达出灵魂深处的剧痛的心不会死去。
冰块中裹着的是火。
1918年的鲁迅
而且，足以实现年轻时好梦的时代虽然姗姗来迟，但终于来到了。
在日本时未能办成《新生》的遗憾，终于因为有了如《新青年》这样的新文化阵地，有了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这样的新文化同人而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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