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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笑怒骂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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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到1933年六年间鲁迅的杂文，基本上收在《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这些集子里了。
单是集子的取名，就显出内容的特征。
创造社的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鲁迅为有闲阶级中人：“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于是鲁迅顺手取而用之，把1927年至1929年革命文学论争期间的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
在这段时间里，鲁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在为数不多的杂文中，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对文艺与革命、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论述，对作家世界观问题、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反映出研读科学的文艺理论时的思考成果。
1930年，有御用文学家给了鲁迅一个“文坛贰臣”
的徽号，鲁迅觉得也对，自思“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
。
又，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旧的社会，那个旧的阶级，确确实实是早就心存“二心”
了，“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
于是，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将1930年、1931年的杂文结集为《二心集》。
更加自觉地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最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立场上，把文学作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
，把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与无产阶级整体的革命事业，与争取大多数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是鲁迅30年代思想意识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阶级阵营分明，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鲁迅高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是他弃医从文以来，用文学改造人、改造社会的必然的思想发展与实践选择。
这样的思想发展，主要在他的杂文中体现出来。
与前期的杂文相比，从《二心集》开始，鲁迅的文化视野更加宽广，更为博大。
30年代急剧的社会变动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他的杂文中有了更迅速、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映。
面对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鲁迅予以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抗争。
鲁迅前期杂文中突出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丰富内涵，在新的时空领域里也获得了扩充和延伸。
《三闲集》。
收1927年至1929年作杂文三十四篇，附《鲁迅著译书目》一篇，1932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2开，毛边《南腔北调集》。
收1932年至1933年作杂文五十一篇，1934年3月上海同文书店出版。
32开，毛边
《二心集》。
收1930年至1931年作杂文三十七篇，附译文一篇，1932年10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
32开。
《二心集》再版时被删被禁，合众书店将删剩的文章十六篇另编一册，改名为《拾零集》，于1934年10月出版。
鲁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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