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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做了安排。
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
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
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
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
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
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既被马士英出卖，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包括勋臣在内的一些小人立即随风转舵。
姜曰广记载，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
，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
“可杀”
[29]。
马士英拥立福王本意就在攫取权力，他绝不会满足于加几个空衔而官居原职。
于是，他先利用诚意帮刘孔昭争入内阁，当遭到其他官员以“我朝从无勋臣入阁之例”
为理由坚决反对时，刘孔昭立即回答说：“即我不可，马瑶草（士英字）何不可？”
朱由崧与马士英早有默契，当即决定召士英入阁辅政。
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马士英手里，现在马士英既以“定策”
首功备受朱由崧青睐，被召入阁辅政，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因此，他“自请督师淮扬”
。
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30]。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
史可法于十八日陛辞[31]。
二十日渡江往淮阳督师[32]。
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在朱由崧监国仅半个月之后即被排挤出外，足以说明他的失势。
黄宗羲有以下一段议论：“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以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
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构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
他接着写道：“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
语之可法，不能用也。”
[33]这未免是书生之见。
因为关键在于史可法在议迎立时列举了福王“七不可”
的理由，对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攻击；弘光既立，作为人臣的史可法不可能无“讳言之心”
，何况以“社稷为重”
做解释等于说朱由崧不适合肩任宗社之重担。
李清记马士英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镇力，其余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弹臣去，明日且拥立潞藩矣。
上信其言，为雨泣久之。
以后一切朝事，俱委士英。”
[34]史出马入，在许多史籍中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
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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