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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指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
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
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
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
盖蔡公之言如此。
……呜呼，不仁哉！
执政者方忻然以为得计也，骤迁星焕官至山左监司……[59]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持同样说法，只是方星华写作房星烨，方星焕写作房星曜。
“原任漳州知府房星烨者，为索国舅门馆客，遂逃入京，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曜上言，以为海兵皆从海边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版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矣。
升房星曜为道员，病死无嗣。
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60]康熙《漳州府志》的记载也大抵相同[61]。
又，该书卷十《秩官志》记知府有“房星烨，正黄旗人，贡生，（顺治）九年任，十一年郡城破，降贼，既而逃归”
。
另据康熙《山东通志》记载本省任职官员名单中按察副使项下有“房星焕，北直永平人，廪生，康熙四年任分巡武德道”
[62]。
参考各种记载，可以大致确定：先后提出过类似建议的并不限于一个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视导致发布全面迁海令的却是房星烨、房星焕兄弟。
查考迁海令的策动者究竟是谁，目的在于探讨清初统治集团中不同力量的动向。
清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他们统率的八旗子弟弓马娴熟，是陆战的好手，海上交锋却固非所习，决策迁海可谓是扬长避短。
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员或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是由于本身利害攸关，大抵都不赞成迁海。
迁海诏书发布不久，湖广道御史李芝芳就“冒死条陈”
八不可，其中说：“未闻堂堂天朝，迁民避贼者也。
……今诏欲徙五省沿海边民，何以垂训后世？”
[63]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病危，不用再担心“功令之所甚严，诸臣之所忌讲”
了，直言不讳地反对迁界：“臣思设兵以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海寇侵掠，虑百姓之赍盗粮，不见安攘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
[64]康熙七年四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也奏称：“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折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
[65]前引漕运总督蔡士英（蔡祖籍为江苏宿迁[66]）的私下非议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从另一方面看，清廷推行迁海政策时派往东南沿海各省的巡视大员却毫无例外地全是满洲贵胄。
两相对照，多少可以触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内幕：满洲贵族们怯于海战，决心牺牲一部分汉人的利益。
作为满洲家奴的房星焕正是摸准了主子的心理，一言即合，得到越级提拔。
沿海迁界令发布以后，清廷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八月派出官员前往各省巡视“立界移民”
[67]。
从这年九月起就随着钦差大臣的来到，各地雷厉风行地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
迁界的范围原则上包括了沿海各省。
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
[68]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
不过，由于郑成功义师的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政府威胁最大因而迁界令执行得也最严格的是福建和同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
自江苏以北，迁海政策相对而言执行得稍宽一些。
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谈到迁海情况时说：“于是尽徙山东、闽、浙以及江北、江南滨海之地，严禁不许人迹至海澨，片板不容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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