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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异矣。
[146]
这委实是一种滑稽的场面。
在距厦门不远的一些地方，清方守边将士为求得安静宁谧，也私下放宽禁令，“虽汛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即巡哨屡行，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使回避。
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
[147]。
一位当时的福建乡绅在诗中不无讽刺地说：“闽海昔迁徙，流离我黔首。
高栋灰咸阳，寒烟昏白昼。
四郡美田园，割弃资逋寇。
拒门撤藩篱，阶除议战守。
群盗方揶揄，佃渔恣奔走。
流亡死内地，穷蹙遑相救？”
[148]沿海居民不顾禁令，冒着生命危险给郑氏义师提供粮食，在清政府官方文书中也有反映。
康熙十七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曾发布文告说：“近闻界内不法居民每每鸠输米谷于贼，公然赍为盗粮。
……其中必有为首之人，代贼科敛。”
[149]
这些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迁海政策只是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对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义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的回归大陆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无论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都不是迁海政策的结果。
如果清廷抱住迁海政策不放的话，台湾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分离的局面还将继续拖延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大臣中主张进取台湾的人（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都是迁海政策的反对者。
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烦地张扬备至。
唯独对于沿海迁界这个涉及东南各省，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实录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这种现象多少可以说明清廷事后终于明白自己的失策。
依赖当时承办官员的文书、地方志和私家记载才多少保存了事情的真相，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清初推行的政策是怎样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五节 鲁监国病死与张煌言就义
鲁王朱以海在1645年（顺治二年）七月出任监国以后，在东南沿海的抗清事业中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1651年（顺治八年）清军攻陷舟山，鲁监国在张名振等的军队扈卫下移居金门、厦门，由于郑成功不承认监国政权，而在西南建立的永历朝廷基本上得到了包括郑成功在内的南明各方势力的一致拥护，1653年三月，朱以海也承认了永历帝的正统地位，派使者上疏提出退位归藩。
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仍然让他保留监国的名义。
但这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福建沿海的抗清实力基本上控制在郑成功手里，朱以海只是作为“寓公”
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1661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帝及其太子被清军俘获，明统告绝。
东南沿海的一些忠于明室的文官武将又重新酝酿拥戴朱以海出面组织朝廷。
但是，掌握实权的郑成功父子对此毫不热心。
次年（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突然得病去世。
张煌言等一心以恢复明朝为己任的官绅志士立即提出由鲁监国继统。
《海东逸史》卷二载：“五月初八日，延平王郑成功卒。
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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