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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化的历史可上溯至久远的时代，至仰韶时代得以盛行，此后随着礼乐系统文化的勃兴扩展而逐渐走向衰微。
同时，它们又大量吸收礼乐系统文化的因素。
至二里头时代及其后，仅见于更远的周边地区，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周代各诸侯国域内及周边的土著文化中。
后世的萨满文化，与其或属一系。
礼乐系统文化产生自非礼乐系统文化，也在与同时期的非礼乐系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刺激中借鉴了后者的若干文化要素，二者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两大系统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明显不同，又昭示了二者在社会总体政治宗教结构上的差异。
如果说我们已意识到二里头文化与其先行的文化尤其是上述中原周边地区诸考古文化之间存在着“连续”
发展中的“断裂”
现象（见本书《“连续”
中的“断裂”
——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那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显见，这种“断裂”
实际上是上述两大文化系统此兴彼衰这一大的历史现象的真实反映。
仅就一般认为史前时代社会宗教最为发达的红山文化的情况说明。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出土的所谓“神像”
，“凡能判明性别者均为女性，对女神的尊奉，应是母权制氏族社会精神思想的遗留”
（苏秉琦1994B）。
而确立并兴盛于三代的礼制，是建立在父权家族制基础之上的，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鉴于此，两者间在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不言自明。
出土孕妇雕像的砌石建筑、出土女性头像的所谓“女神庙”
的半地穴式建筑，都与后世作为礼制建筑的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址大相径庭，看不出其间的传承关系。
积石为冢的墓制，也与作为华夏文明主流的竖穴土坑棺椁葬制不合。
可以肯定的是，红山文化玉器常见于祭祀遗址，且有不少造型较为复杂者，如猪龙、鸮、勾云形器等，它们应已不是一般的工艺品，而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但其中仿生动物的普遍存在，说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宗教意识尚未摆脱动物崇拜的范畴，其意识形态尚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玉器中大多为装饰品，而未见真正的礼仪用器，其中璧形器可能是玉礼器——璧的雏形，但其造型多样，尚未定型（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1993）。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
头像及“女神庙”
（上）
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及出土玉雕龙（下）
有学者在讨论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时指出，“峰值期的良渚社会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被笼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气氛里，为此，社会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而这些付出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显然不会有任何正面效应。”
同时，与良渚文化大墓中宗教遗物数量多、比例大、地位突出的现象不同，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和海岱龙山文化的大墓，直至商周时期贵族墓葬的随葬制度，更多地表现的是世俗权力的集中和财富的占有，而“带有神权色彩的遗物则甚少”
（赵辉1999）。
这大体上适用于对礼乐系统文化和非礼乐系统文化结构性差异的总体把握。
以祖先崇拜为内核、重世俗功利、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礼乐系统文化，何以能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而巫术色彩极其浓厚的非礼乐系统文化为何在其光灿一时的同时又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终致社会畸形发展而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两大系统文化兴替的深层原因，今后仍将是学术界需加以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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