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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到一般干部,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人心惶惶。
有些本来支持上电炉的人,也受到了感染,对上电炉能否成功,能否给厂子带来效益,注入后劲,持怀疑态度了。
这一切,像一座无形的山,重重地压在工厂决策者身上,尤其是厂长宋焕威的身上。
哪知,就在厂里人心浮动,风潮迭起的时候,在购买的那家钢厂的所在国,我国一位驻外的新闻记者,不知从什么渠道获得消息,发回一篇内参,说是一家废钢厂的一套根本就不能用的电炉设备,我国几家单位去抢购,互相抬高价钱。
这套设备运回国后,很可能是一堆废铁……云云。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在这份内参上做了批示,责成冶金部进行调查……消息传到厂里,厂里更多的工人、干部,忧心忡忡,意见纷纷,有些人当面质问起宋焕威来。
省长熊清泉、副省长陈邦柱,来厂视察时,曾经热情地支持涟钢上100万吨,热情地支持厂里购买法国拉卡尔德钢厂的这座电炉设备。
此时,他们看到我驻外的一名新闻记者的内参,心里一时也没底了。
他们毕竟没有亲自出外考察过,他们很谨慎地把宋焕威找去询问:“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宋焕威心里是有数的。
6月,他和省冶金厅厅长陈运兴,副厂长詹先礼领着厂里好几名炼钢、轧钢专家、总工程师,一行12人,到现场进行了认真的、细致的考察,做了多方面的可行性调查。
能开动的设备,他都亲自开动过,试过车,许多关键性部件,他还亲自拆开来看过。
他很自信地向省里的领导同志拍着胸脯说:“我负责!
请相信我!”
光自信还不行,要设法让全厂的干部、工人都信。
宋焕威和厂党委书记张友陵商量后,决定一方面派人向上级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领导部门说明情况,送上一套可信的资料。
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全厂的中层干部会议,让大家明了情况,统一上电炉的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拧成一股劲去拼搏。
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张友陵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钢铁产量,历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
上电炉,是发展我省钢铁工业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涟钢自身发展的需要。
这几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很快,钢产量每年以300万吨的速度递增。
如果我省还停留在120万吨钢,我厂还停留在50万吨钢的水平上,这对我省我厂都是很不利的!
至于建电炉的资金,绝大部份靠电炉自产的钢去偿还,基本上不影响涟钢职工的利益。
这几年不上电炉,失去机会,涟钢就将失去‘百分之一’这个地位。
涟钢人的日子将越来越紧巴。”
1989年5月5日,厂长宋焕威,通过厂电视台,向全厂工人、干部,发表电视讲话。
他在近一个小时的长篇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上新电炉的意义和依据。
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是快的。
但按人均占有钢铁量计算,仍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
而我省钢铁工业在全国又是落后的。
钢铁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工业。
它的发展速度对其他工业的发展起着制约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的钢铁工人,自己是湖南的钢铁工人。
我们要时刻掂一掂自己肩头上担子的份量,要有一种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说到这里,他发出一声感叹说:“我宋焕威不是有意要给大家出难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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