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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
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
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20倍不止；生物系40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100倍不止。
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10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
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
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
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测量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
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
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
。
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
，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
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
如果看了40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
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所做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
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学升格办大学，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究性大学”
（大家的升级，也就是有关领导一句话的事），其实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区别。
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跟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
并举，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跟卫星公社大学比，顶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
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
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
过后，检讨自己的时候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
。
而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
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
的影子。
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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