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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功用是非常明确的。
由于真理是已经给定的，所以大家能做的主要是介绍和阐释真理，可是给定的真理相当明晰，所以，介绍和阐释的工作量必然有限，所以实际上大家做的事情，主要是阐释和解释上面的方针政策，由于方针政策总是变，害得学者也只好跟着变来变去，很是影响形象；好在我们这个学界还有另外一项功能，那就是教化，这个功能很古老，自董仲舒时代就已经开始施展，但在新中国，已经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了，为了这个功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教材都是按照几个既定的真理式的口号编写的，一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与其说是在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在灌输教条；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项功能是做匕首和投枪，打击或者反击敌人。
按道理说，匕首和投枪原是领袖对文艺的要求，可是因为敌人比较狡猾，经常借学术和理论来攻击我们，如果一色用文艺来反击，不符合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原则，所以，学界有用武之地了。
笔者曾经混迹于近代史学界，为了饭碗计，弄过一段义和团研究。
当我回顾和爬梳建国以来的义和团研究论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好长时间，我们的学者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符号是惊叹号，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比较喜欢攻击的一个对象是美国。
由此悟到，原来我们的学者其实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舞刀弄棒，或者是放土铳，既对着境外的反动势力，也对着身边的赫鲁晓夫（其实是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的同事）。
当然，后来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
意识形态的诚信不知怎么逐渐褪了色，人们再阐释真理或者解释政策的时候，在进行教化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家头上那教授的头衔，和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和光辉。
至于匕首、投枪加土铳，就更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因为大家都咸与维新，与时俱进，对内对外都不搞运动了，自然带惊叹号的学术大批判就发动不起来了。
当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变，不仅长官土鳖换海龟，而且思想之跃进，令人目不暇接。
学官们手中有权，口袋里有钱，脚开始不着地，在现代化的大路上实行跨越式发展。
最明显的是大家突然之间对“大”
字感了兴趣（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很流行的舒马赫的《小是美好的》都忘了），竞相跳起了大字舞，在实行了大扩张、大升级之后，高校又实现了大合并，一个大城市，十几个高校合并在一起，大学生见面用不着问是哪个学校的，只问是哪个校区的就行了。
当大字舞跳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课题、大项目连同大手笔出现了。
风气所及，刚回国的海归们也迅速地被感染，跟着一起大吹肥皂泡、跳大字舞，一个豆腐块的介绍文章可以说成是专论，没有出版的论文可以吹成是专著，研究人员变成了研究员，会员变成了院士，甚至敢到人民大会堂开庆祝会（有了海归的加入，学界的舞姿果然更加优美，带了洋味了）。
到了这个时候，愚钝如笔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知识生产”
的功能，悄悄地变了，从传统的阐释、教化和战斗，变成了制造热闹，而且是大热闹。
热闹不是胡闹，热闹对于当下的政治局面的确是有用的。
热闹是用数字和一堆成果堆出来的，我们刻薄一点说人家是垃圾，但人家自己完全可以自我辩解说就是科研成果。
有数字有成果就意味着事业的繁荣，数字出官，标志着学官的政绩，可以让他们在每年的总结上，洋洋洒洒地列出一大堆比去年、比上任更多的成就来，更可以让他们升官。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对这种现代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
，学者们有多少意见，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好官照做，跃进依旧。
不过，现实政治上的道理，尽管有理，也往往是短见的。
1958年的全民的“大跃进”
，其实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大错，快速地在中国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堂，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况且，当年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都是得到大科学家证实的事情。
可是，结果呢，却饿死了人。
今天如果我们继续生产这些毫无知识增量、甚至根本不叫知识的科研成果，而且由国家机器倡导，加大投入诱导，最后，人是饿不死了，但饿死的是学术。
我所服务的单位，负责科研的领导是个很有学术信念的学者，但是不幸的是，按照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他每年要奖励的年轻人中，恰是那些根本不做学问的人，而真正埋下头来做学问的人，受的都是惩罚。
他告诉我，每年的年终总结要发奖的时候，他都像吃了苍蝇似的。
其实，这位仁兄的不快是小事，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局面还在继续下去，我担心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最终都会变成苍蝇，只有恶心别人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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