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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模糊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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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两千多年吧，使用的货币是一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可能从秦五铢就开始了）。
将钱做成这副模样，当然有浇铸之后方便加工的意思，但也暗含着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天圆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枚小小的铜钱，蕴涵了天地宇宙。
晋人鲁褒《钱神论》言道，“体圆应乾，孔方效地”
即此之谓也。
不过，这样一来虽然气魄够大，可也有麻烦，因为宇宙在中国人认识中还有另外一副模样，那就是混沌，所以连带着钱这种财富的表征，也不免混沌起来，也就是说，财富的所有权含糊不清。
就拿传统的中国人认为最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来说，虽说早就有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张家买李家的地，请来中人，写好契约文书，方位标志一清二楚，连一个垄沟都不错，地契在谁那里，地就是谁的，哪怕你多年不在，地还是你的。
明清之际江南盛行永佃权，田地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得清清楚楚，可以分别典卖，按说物权是清晰的了吧？可是且慢，一旦到了更高的政治层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真要是国家因“国家需要”
看上了谁家的土地，那么二话没有，你就得让出来。
仁慈一点的还有点补偿；横的主儿，连象征性的补偿都没有，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多。
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含糊的。
连脚下最坚实的土地都如此，其他的财产的边界就更糊涂。
中国人一向号称以农立国，但几乎人人都爱经商、也会经商，富可敌国的巨贾自不消说，农夫村妇也断不了推着挑着挽着篮子去赶集。
挣来的钱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自己的，但是如果倒霉赶上了贪婪的官儿和暴虐的皇帝，那可就说不定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七品县令，想要让一个有钱的主儿倾家**产，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要不然怎么会有“破家县令”
这个说法呢？秦汉时候皇帝一有急需，就拿有“市籍”
的商人开刀，商人的钱就变成了国家的钱。
后来“市籍”
这种贱民称号消失了，但商人地位依然不高，挣得的家产还是不保险。
于是讲究一点的赚了银子就去买地，让自己变成地主，然后课子读书，考试进入仕途；性急的干脆大把银子买个官当，直接混入捐班的行列。
总之是让自己或者子孙从铁砧化为铁锤，重则让人家破家，轻则保自己的家。
但是做了官就可以确保家产无忧吗？好像也未必。
政坛风云，宦海沉浮，一不留神，罢官抄家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
石崇富甲天下，连皇帝帮着自己的舅家王恺跟他斗富都斗不过，厕所里花团锦簇，香气扑鼻，有美婢二十四小时值班，高捧手纸伺候，害得客人进去以为误闯了他家的内室。
结果呢，风向一变，照样家产籍没，身首异处，最心爱的歌妓绿珠也被连累跳了楼。
当然，如果都像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墉一样（此公有盐商的家底子），天天多磕头少说话，安享富贵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点，但同样不等于进了保险箱。
比如和珅吧，虽然已经被眼下的媒体炒成了天下第一巨贪，好像十恶不赦的样子，其实此公八面玲珑，不光只讨乾隆皇帝的欢心。
钱是捞了不少，不过大多出于人家的主动孝敬，比起眼下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来，格调显然高多了。
然而，和珅多年攒下的家当，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姓他钮祜禄氏，而是被后来的皇帝嘉庆拿去了。
原因呢，当然有十大罪状，但真正的原由大概就像朱维铮先生说的，连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剿得国库空虚，害得嘉庆心里空落落的，只好来个“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其实也就是半饱，君不见，从此以后，嘉庆再也没有像他爹一样南巡找乐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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