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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对于传统的中国而言，官僚体系虽然发达，但技术手段却相当有限，信息不仅难以通畅而且还有被完全遮蔽的可能，制度从来都难以穷尽每一个细节，必须靠人为的努力来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传统社会这种状况就更加突出。
对于官吏相衔的行政网络来说，所有的行政环节和手续，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牟取制度外好处的机会（极少数清官除外），那些没有多少官方法定收入的吏员尤其如此。
环节越多，手续越烦，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官僚体系自身就存在着寻求制度外利益的机制，在王朝的框架内，无论多么清明的政治设计，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机制。
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设计不能说不精妙，如果真能实行其目标，确实能改善朝廷的状况，尤其是财政和国防。
但是，“保甲”
“免役”
和“青苗”
诸法，本身就要求官府的大力度参与，尤其是保甲和青苗法，一个要求官府将农村原有的村社结构重新改观，一个则需要官府定期放贷收贷，均将官府的触角直接伸到了每个农户。
在当时的情景下，由于农民对于政治的习惯性冷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了解变法的意义，甚至对于其内容也往往是一盆糨糊（变法的设计者就不主张农民了解这一切），所以基本上只能任由官府摆布，所谓变法在农村，给了官吏摆布农民、上下其手借机聚敛的一个最合适的借口和堂而皇之的理由。
很多地方实行青苗法，真正春天需要贷款播种的农民得不到“青苗钱”
，而那些不需要贷款的殷实农户，反而被强迫接受，秋天则以高于法定利率的数额逼勒还贷，一个原本惠农意义的“新政”
，结果却成了地道的扰民之举。
同样，在保甲法和免役法的推行过程中，类似的扰民行为也司空见惯。
当时司马光等人对变法的批评，其实主要集中在扰民和聚敛上，实际上并非一点道理没有。
将司马光视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棍子打死，其实有失公允，至少在那个时代，他应该算是一个富有士大夫责任感的人，只是，他只看到了新政之弊，过于看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王安石变法虽然暂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却难以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迅速增加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竭泽而鱼之嫌，而且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加剧了朝野、官民的紧张，所以不可能顺利推行下去。
但是，变法失败后，一部分道德感很差的官员意识到了新法对他们的莫大好处，结果后来的朝廷上，不断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新旧政的拉锯闹剧，直到北宋灭亡。
历史学家公认，后来的新政已经完全变了质，成为搜刮民财的灾难。
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场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改革，是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变成自我渔利的机会的。
在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一度曾经想过有所作为，想要精简机构，淘汰冗官，算是西晋的功臣荀勖却一盆冷水浇过去，言道：省官不如省事。
无论荀勖其人在历史上多么地不堪，但他的这句话却是有道理的，当面对一个素质低下效率不高的官僚体系，却又离不开它的时候，要想改革只能循着“省事”
的路径，什么时候国家的“官情”
变了，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变招。
如此，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凡是国家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政治往往会以“无为”
的面目出现，因为只有尽可能地不生事，简化行政程序，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明代中叶张居正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
，从税额上来看，百姓负担是加重了，但改革却很顺利，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手续简便，项目单一，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百姓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所以推行顺利。
的确，省事比省官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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