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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
谁说“五四”
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
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
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
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
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
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
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
（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
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世的大有人在。
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
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
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
，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
还是要强一点）。
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
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
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
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
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
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
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而是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
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
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
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
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
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
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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